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安市政府信息发布协调工作规定（试行）》等制度的通知
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安市政府信息发布协调工作规定（试行）》等制度的通知
泰政办发〔2011〕1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单位，省属以上驻泰有关单位：
《泰安市政府信息发布协调工作规定（试行）》、《泰安市行政机关澄清虚假或不完整信息工作办法（试行）》、《泰安市行政机关公文类信息公开审核办法（试行）》和《泰安市政府公开信息送交办法（试行）》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泰安市政府信息发布协调工作规定
（试行）
第一条 为确保行政机关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第三条 各级行政机关要按照《条例》和《办法》的要求，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发布协调机制，形成畅通的信息发布协调渠道。
第四条 各级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应当遵循“及时、准确、一致、高效、便民”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遵循“谁制作、谁公开，谁保存、谁公开”的原则，在职责范围内发布政府信息。
行政机关制作或保存的政府信息，由制作或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两个以上行政机关联合发文产生的政府信息，在文件上盖章、署名的行政机关均负有公开政府信息的义务。行政机关依据职权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信息，以政府信息形式发布的，由获取该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
法律、法规和省有关规定对政府信息发布主体有明确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负有公开义务的行政机关被撤销或发生变更的，由承接其职责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被撤销、变更的行政机关的职责不再由其他行政机关承接的，由决定撤销、变更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
议事协调机构、临时机构制作、获取或保存的政府信息，按照本条规定执行。
第六条 行政机关发布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传染病疫情、重大动物疫情、对外贸易公共信息、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统计信息等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审批的，应当及时报请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审批，未经审批不得发布。
第七条 政府信息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的，其中任一行政机关公开该政府信息前，应当与所涉及的其他行政机关进行沟通、确认，保证公开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
第八条 属于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的，拟公开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应在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征求所涉及的其他行政机关的意见。
第九条 对于两个以上行政机关联合发文产生的政府信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个行政机关申请获取该政府信息。
第十条 属于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的，受理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所涉及的其他行政机关征求意见。
第十一条 拟公开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向拟公开政府信息所涉及的其他行政机关发出的征求意见公文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拟公开政府信息的名称和文号、内容描述、产生日期、发布机构等基本情况；
２．需沟通协调的事项；
３．拟公开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意见和依据；
４．其他内容。
第十二条 被征求意见的行政机关应在收到书面征求意见公文起５个工作日内向拟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出具书面答复意见。５个工作日内不答复的，视为同意拟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的意见。
第十三条 政府信息涉及的行政机关之间对是否公开政府信息存在不同意见的，由拟发布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报请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协调解决。
第十四条 未经沟通协调，擅自发布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并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消除不良后果。
其他行政机关可以向擅自发布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提出异议，并将相关情况报告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有下列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社会影响的，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依照《条例》和《办法》等有关法规和规定予以处理：
１．擅自发布信息，并拒绝其他行政机关的异议，不采取补救措施的；
２．应当进行信息发布协调而未经协调直接发布信息的；
３．就信息发布协调达成一致后，仍然不按照协调意见发布信息的；
４．相关行政机关应当发现其他行政机关擅自发布信息而不提出异议的；
５．其他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第十六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其政府信息发布协调适用本规定。
第十七条 教育文化、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领域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其信息发布协调工作参照本规定执行。
泰安市行政机关澄清虚假或不完整
信息工作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确保各级行政机关公正、客观、及时、准确的公开政府信息，避免、消除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是指影响或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治安秩序且与事实情况不相符的信息。通常包含以下几种情形：
（一）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的；
（四）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五）含有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三条 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澄清工作应遵循“发现及时、处置迅速、控制得当”的原则。
第四条 行政机关应实时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手机短信等信息公开渠道搜集舆情，及时发现并澄清涉及本单位职责的虚假或不完整信息。
第五条 行政机关澄清虚假或不完整信息，应按下列程序进行审批：
（一）以政府名义进行澄清的，须经政府批准。
（二）以本部门名义进行澄清的，须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批；涉及其他部门的，须事先征得相关部门同意；涉及重要事项或敏感问题的，须经同级或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条 对恶意散布、议论、炒作虚假或不完整政府信息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公安部门依据相关规定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确保处置迅速、控制得当。
第七条 对已经造成不良影响的虚假或不完整政府信息，行政机关要制定舆情疏导方案，做到正面引导，主动及时公开相关政府信息，降低或消除虚假或不完整政府信息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八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与人民群众的信息沟通机制，针对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问题，加大公开力度，及时、准确公开信息，消除虚假或不完整政府信息传播的可能和空间。
第九条 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公共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舆论引导和舆情分析工作，加强对相关信息的核实、审查和管理，为积极稳妥地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第十条 行政机关应不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健全发现虚假或不完整政府信息快速反应机制、舆情收集和分析机制，利用新闻发布会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有以下行为的，视情节分别给予部门主管领导、直接责任人书面检查、诫免谈话、通报批评的处理：
（一）发布政府信息信息不真实、不完整、不准确的；
（二）未及时发现虚假或者不完整政府信息的；
（三）对虚假或者不完整政府信息未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澄清的。
第十二条 因第十一条所列行为对社会稳定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依据《条例》和《办法》，追究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泰安市行政机关公文类信息公开
审核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机关公文类信息公开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和《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公文，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包括命令（令）、决定、公告、通告、通知、通报、议案、报告、请示、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
第三条 公文类信息公开工作要遵循“谁起草、谁审核，谁公开、谁负责” 的原则。
第四条 行政机关内负责公文类信息公开审核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信息公开审核机构”）管理、指导、协调本机关公文类信息公开的审核工作。
第五条 政府机关公文的草拟部门在完成公文草拟的同时，应当根据公文的内容，在发文单上注明上网公开、有限发送等属性；属于不予公开的，应当注明不予公开的理由。 第六条 信息公开审核机构在审核公文时，应当以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同时审核草拟部门确定的属性是否准确，不予公开的理由是否充分。
信息公开审核机构认为草拟部门确定的属性不符合《条例》和《办法》的要求，可以商请草拟部门重新确定属性；协商不一致的，可以提出审核意见，由公文签发人确定。
第七条 公文签发人在签发公文时，有权最终确定其公开属性。
第八条 对于联合发文，各联合发文机关应当协商确定公文公开属性。公文签发后，主办机关应当将其属性反馈给其他联合发文机关。
第九条 公文印发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应当按照其公开属性，及时编入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属于主动公开的，应当在法定时间内发布。对于部分内容需要保密的公文类信息，可采用简本的形式将需要公众知晓的内容予以发布。
第十条 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和保密部门应当配合信息公开审核机构做好公文类信息公开属性的审核工作。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产生或保存的其他非公文类信息公开的审核，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泰安市政府公开信息送交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政府公开信息送交工作，确保政府公开信息及时、全面、完整地送交到政府信息查阅场所，提高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公共服务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和《泰安市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公开信息送交单位（以下简称送交单位）是指各级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送交信息是指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全文、年度报告以及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公开目录。
第四条 为方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公开信息，各级政府应在本级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或公共行政服务大厅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市级政府信息查阅场所设在市档案馆和公共图书馆。
第五条 政府信息查阅场所要认真保管送交单位送交的政府信息，确保送交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第六条 各政府信息查阅场所要制定管理制度和便民服务措施，为查阅者提供优质、高效的查阅服务。
第七条 各送交单位新制作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政府信息查阅场所送交纸质和电子文档。属于联合发文的由主办单位负责送交。
第八条 送交单位向各级档案馆移交的档案涉及政府信息的，应当将该政府信息属于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或者不予公开的情况书面告知档案馆。
第九条 政府公开信息修改或废止时，送交单位应在20个工作日内将政府信息修改或废止情况报送政府信息查阅场所。
第十条 送交单位与接收单位应严格办理交接手续，在交接过程中填写《政府公开信息交接单》，双方各执一份备查。
第十一条 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应做好查阅登记和统计工作，定期向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监察机关报告送交情况和查阅服务情况。
第十二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负责政府公开信息送交工作的监督与管理。送交和查阅服务工作要纳入各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考核、评议内容。
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不及时送交政府公开信息的部门和单位，由监察机关或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政府公开信息交接单
移交单位： 单位代码：
公开信息所属年份：
公开信息纸质文本份；
公开信息电子文本份；
信息公开指南份；
信息公开工作年报份；
信息公开目录（纸质文本）份；
信息公开目录（电子文本）条。
移交单位(盖章) 接收单位(盖章)
负责人： 负责人：
经手人： 经手人：
年 月 日
（交接文据共制二份，交接双方各执一份）
对刑讯逼供行为的分析
刘成江
刑讯逼供行为个体在自我角色认知方面的一些错误是刑讯逼供行为多发，而且久禁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角色认知错误的突出表现就是刑讯逼供行为个体（下文以警察为分析对象）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对于警察的这种角色认知并不是其天生就有的，对大多数警察来说，这种认知错误可能就在其入警的那一天，或从那一天起不知不觉中形成，在这种错误认知的支配下，希望权力得到实现，权威得到尊崇，其对审讯工作的影响便是强调犯罪嫌疑人对警察权力和权威的服从——如实回答警察的提问。如果这种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在其外化的过程中受阻，对警察而言便是一种挫折（关于挫折与刑讯逼供的关系下文详述）。
这种自我认知方面的错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即社会遗传因素。纵观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五千年的“人治史”，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当然地给警察们输送着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的给养。从近代主流政治理论上看，警察、军队、法庭是三大国家机器，这一切养成了警察在审讯工作中“权力需要服从，权威需要尊崇”的错误观念，从而形成刑讯逼供的心理动因之一。
从目前得到的先秦和秦代具体审案的史料来看，在一些情况下，审案者是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先认定案情的是非曲直，然后获取口供，从而加以证实，而获取口供的捷径就是刑讯[1]，这也许是有罪推定的最初表现形式。这种关键一直延续到今天，受“有罪推定”观念的影响，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大多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其对侵犯攻击对象的认知有着一些错误：一是将犯罪嫌疑人等同于罪犯，认为他们是事实上的有罪者，因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对其在审讯中能做的无罪辩解一律视为有罪者为了逃避罪责的托辞，是其主观恶性较重的标志，甚至将律师的辩护理解为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二是将犯罪嫌疑人客体化，认为其只是警察的工作对象，是刑事诉讼的客体而非主体，因而认为犯罪嫌疑人在审讯过程中会有“供认不诲”的义务而无其应有的权利 [2]，要求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受警察的指挥和调控，其在立法中的表现就是《刑事诉讼法》第93条有关犯罪嫌疑人对警察提出的问题应当如实回答的相关规定。
受传统的纠问式诉讼观念和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警察总是将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对立化，而使本应在平等主体之间进行的说服失去了应有的心理基础，[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警察个体与犯罪嫌疑人之间] 讯问失去了其“信息传播——交流——说服”的科学过程特征，而成了警察单方面寻求“命令——服从”的权威满足的过程。虽说由于警察与犯罪嫌疑人在法律地位、审讯活动的行为目标等方面有其固有的对立，双方身份有明显的差异，但这全都是角色差异的表层现象，从更深层面上分析，警察与犯罪嫌疑人都是个体的人，具有普通个体所应具有的个性特征，从而在这一层面上警察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存在着沟通和交流的可能。倘若将警察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对立绝对化，在审讯中警察保持单方面的强势，刑讯逼供的结果就是一种必然。
《刑法》247条规定刑讯逼供是一种犯罪行为。根据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假说，该法条的存在必然对意欲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形成心理上的强制而起到一种预防作用。但是警察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归因，有时即使其内心认为其在审讯中的刑讯逼供行为虽然不合法，但是却合理。心理学理论认为当个人可以推卸其行为的责任时，内在和外来的遏制力降低，产生侵略行为的概率升高[3]。具体地分析，警察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归因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基于有罪推定的罪刑报应。罪刑报应因其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良好契合而深入人心，警察在刑讯逼供中的思维过程表现为“犯罪嫌疑人有罪——有罪当受到报应——我正在使有罪者受到报应”这一模式，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刑罚”与“刑具”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刑讯逼供行为者将刑讯逼供行为合法化归因的法文化基础。
2、基于实体正义的错误归因。不枉不纵是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的理想价值目标，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实体正义一直以来就是处于上位，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最高目标。刑讯逼供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追究其刑事责任，以实现实体正义。对实体正义的偏爱和对程序正义的忽视为刑讯逼供行为者将该行为合理化归因的价值基础。
挫折是个人从事有目的的活动时，由于遇到障碍和干挠，其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的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4]。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J•多拉德等五人在研究了人在遇到挫折的行为反应后，在《挫折与侵犯》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挫折——攻击假说”，认为：攻击行为是挫折的结果。这种观点认为攻击行为的发生总是以挫折存在为先决条件的，同时，挫折的存在也总是要导致某些形式的攻击行为[5]。尽管此说因过于绝对而备受诘难，但针对人们的诘难，米勒于1941年在《挫折——侵犯假说》一文中写道：“挫折产生一系列不同类型反应的刺激，其中之一是引起某种形式的侵犯刺激。”对该假说进行了修正。刑讯逼供是一种发生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的主体之间的侵犯攻击行为，符合“挫折——攻击假说”的情境预设，用该理论对刑讯逼供行为进行分析，对于洞察刑讯逼供行为主体的心理动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想的审讯过程预设是“提问——如实回答”，这种模式既能满足警察的工作需要，又能满足警察对权力的被服从，权威受尊崇的心理需求。但实际审讯过程很难按照这一理想预设进行。
1、审讯工具的缺乏或失效。审讯是一个说服过程，需要警察具有相关的说服工具，也就是一种审讯技巧。要求警察具备这样一些能力：与审讯及案件有关的法律知识、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观察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心理学理论知识。而刑讯逼供者大多在这些能力方面存在重大欠缺，或不能正确运用所掌握的审讯工具而导致审讯工具失效。
2、审讯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审讯是个双向的信息交流和说服过程，要求审讯人员掌控审讯节奏的同时能很好的调动审讯对象——供述积极性。但自我中心使其忽略了这一点，刑讯逼供者大多不去充分地了解审讯对象的具体情况，包括其犯罪的主观原因和客观过程，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及归案后的认识态度等。即使掌握了一定的审讯工具也不能加以正确利用。
3、错误的心理预期。由于刑讯逼供行为人角色认知方面的错误，使其对审讯抱有一种错误的预期，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权力和权威之下会如实回答其提问。但人的趋利避害本能使犯罪嫌疑人总是想方设法寻求反审讯的对策，而使审讯具有相当的难度。另外，行为人总是将案件取得突破的希望寄托在审讯上，或设想从口供中获取查找其它证据的线索，因此对审讯的预期目标表现出主观性的特征，当审讯结果与其主观预期目标之间存在差异时，挫折感就产生了。
刑讯逼供行为人在审讯受挫之后，不是积极检讨自我方面的不足，如审讯技巧，策略等的缺乏，或及时地调整对审讯的自我心理预期，改变错误的认知观念；也不是进行积极的自我心理防卫，而更多的是觉得其作为一个执法者、专政者的权力在审讯中没有得到服从，权威没有得到尊崇，目标就在眼前，但是却无法实现。当行为人受挫时愈接近目标，其感受到的挫折也就越为强烈，由此引发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当挫折感突破某种限度时，就会发生现实的侵犯攻击行为，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则认为攻击行为是发泄行为人内心挫折感，保持行为人心里平衡的一种方式[6]。
“工作应激是指工作需求超过个人成功应对的能力”[7]当工作要求在过短的时间内完成过多的工作时，就存在工作超负荷现象，这就会改变个体正常的心理或生理功能。心理学家特瑞•彼和约翰•牛芒的研究结论认为，工作应激产生三个消极的个体后果，即心理健康受损、生理健康受损和行为表现症状异常。
工作应激是客观工作环境对工作要求相匹配的技能及个体对其的感知之间相互影响。与前文对刑讯逼供行为所作的“挫折——攻击假说”所分析的一致，个体的挫折感也是导致其工作应激的内部感知的重要因素，而引起个体工作应激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一下几种：
1、工作条件因素。第一，警力资源及其它侦查资源的供给不足所导致的警察工作超负荷是引发警察工作应激的重要因素。警察超负荷工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警察的苦衷是，一边是不断的新发案件急待侦破，一边是犯罪嫌疑人已经到案的案件需要他们去审讯，去进一步收集和完善证据体系，这种矛盾和冲突在公安机关实行并案侦查后体现得尤为突出，这可以称之为数量工作的超载。第二，粗糙的前期侦查及落后的技术手段使众多的案件缺乏起诉所需的证据材料，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终结、提起诉讼、法庭判决三个诉讼阶段一致的证据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目前对警察来说是个“太高”的工作质量要求。要达到这一要求，警察就必须付出很艰苦的努力和代价，有时甚至是牺牲，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质量工作的超载。第三，公安机关行政管理中的一些领导人通常以个人的主观意愿来为具体办案人员决定工作方案或目标，如定破案数量指标，定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时间限制等，有时甚至给出“加大力度”等暗示。对刑讯逼供行为人来说，领导的指令给其施加的压力，尤其是针对条件不好的案件，真是不敢怒又不敢言，其结果是烦恼和紧张程度增加。
2、角色因素。警察在审讯中是多重角色的复合体。一方面，警察是执法者，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以及做为执法者带来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和专政意识；另一层面，警察做为个体人，具有个体的种种特征，如情绪的愤怒等。执法者的角色需要警察公正、冷静、客观；而做为个体人的角色上，警察有时也有其难以驾驭的情绪或性格。多重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导致的是个体内心焦虑和恐惧感的增加。
3、社会环境因素。不理想的工作和社会支持体系容易导致个体的压力增大。对于警察而言，社会治安好坏直接决定了其工作负荷的情况，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警察工作压力大，而且有时还会遭到人民的白眼。近年来，对刑事犯罪的“严打”不再是一种阶段性的行动，而是一种日常性的工作，从而给警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社会环境失去缓和的特征，而代之以紧张。
另外，还有职业发展因素，包括并职、降职、工作安全性等及家庭工作相互影响的因素，如夫妻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都可能给警察心理上造成压力。研究表明，工作应激在行为个体上表现为工作破坏、冒险行为增加、侵犯攻击行为增加等异常现象。警察在审讯中因前述诸应激因素而承受巨大的压力，引起情绪的紧张和焦虑，部分警察为了达到渲泄的目的而对审讯对象发生刑讯逼供的攻击行为。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要遏制警察刑讯逼供的行为，从警察个体的角度来说，对警察心理状态的调适相当重要。
预防警察刑讯逼供的第一道防线是把好公安机关招警关，即在招警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其文化素质、智力状况、业务素质等，还要考察其情绪特点，性格特征，看其有无不良的行为习惯，看其心理健康程度等方面是否适合警察工作，尤其对于刑事警察来说，其心理素质尤为重要。这个问题近年来已经在一些省市逐步得到重视，在招警过程中已经开始进行心理测试，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使用心理测试常用的“人格量表”进行心理测试；二是通过对报考公安机关（院校）的人进行测试，由心理学专业人员向其提一些问题，进行心理测评，从而考察其心理素质情况。对于心理素质明显不适应公安工作者，一律不予录用。
传统的警察认知理念以“专政”为主导，尤其是刑事警察更是如此，要减少警察在审讯过程中的挫折感，除了要加强警察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之外，更主要的是心理素质的加强，但心理素质的加强与其认知理念的调整是分不开的。
1、从“专政”到“服务”的转变。从“专政”到“服务”的转变是警察整体联系认知的转变，这已形成了一种共识，但这一共识在刑事警察认知体系中仍然还未形成，仍然有很多人认为社会稳定是通过打击犯罪来实现的，仍然把刑警的职能定位在打击犯罪的着眼点上而忽视保护人权（包括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分子的人权）的一面。把打击犯罪当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唯一手段，而没有认识到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在于消除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根源，增加消除或减少犯罪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将警察过高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降低到适当程度，从避免由于不当的角色意识、权利意识而形成的挫折感，跳出“挫折——攻击”的心理假说。
2、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转变。在“有罪推定”的认知理念之下，警察对每次的审讯希望得到的都是审讯对象的有罪供述，而对审讯对象的无罪辩解无法接受，认为审讯对象是在对权力和权威进行挑战。
3、从“执法者”到“守法者”的角色认知转变。警察在生活中也扮演着多重的角色，但其对自我角色的认知却常常出现偏差，在审讯中对自我角色的认知通常是对“执法者”的角色认知，而忽视了作为普通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守法者”的角色认知，只有完成这种角色认知的转变才有可能培养在侦查过程中的正当程序观念，才能使其严格地依据刑事诉讼法规范审讯行为，从而避免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
工作中的应激导致的情绪紧张、失控、焦虑状态、压力增大等是诱发警察在审讯中刑讯逼供的重要因素，要减少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就有必要减少警察工作中的应激源。
1、增加警力资源配给。这对于减少警察工作时间，缓解身心疲劳，有利于减少工作应激的发生。
2、科学决策，减少人为施加的主观压力。目前我国警察队伍的管理体制决定警务行为在运作过程中的浓厚的行政等级色彩，警察工作应激源之一便是一些政府部门或领导常常随意决策，如限期破案、定任务、下指标，而不讲究决策的科学性。其结果是使警察在工作中背负着太大的压力，形成人为的工作应激。例如，领导要求天亮前取得口供，但拿不下来怎么办？领导施加的压力就会转移到犯罪嫌疑人身上，便发生刑讯逼供。
3、建立科学合理的警察工作绩效评估体系。在当前的刑事警察的工作中，其绩效评估是以破案情况为评估的主要指标，并不注重工作中其他参量，如工作中的守法情况，尤其是程序合法情况，个人素质，业务能力等，评估标准的单一性和欠科学性，使得警察职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容易形成工作应激。
建立警察心理辅导机制可以对其进行长期的心理帮助。对于工作的特殊性，如经常接触社会的阴暗面，经常面对突如其来的种种变故，有时甚至是死亡，导致其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与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有很大差别。容易形成职业性的心理疾病。在国外警察接受经常性的心理治疗，如在亲历暴力犯罪现场之后，认为心理上受到某种刺激，他们就可以到心理医生处接受治疗，以恢复负面的心理平衡。或者当警察有某种心理障碍时，或存在应激状态时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使其心理障碍得到消除，情绪可以得到释放，从而使刑讯逼供等暴力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得到降低。
参考文献
1、《法治论》 王人博 程燎原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出版
2、《基本法律价值》 谢鹏程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出版
3、《法的应然与实然》 李道军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出版
4、《刑罚通论》 马克昌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年出版
5、《刑法的精神与范畴》 曲新久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出版
6、[意大利] 《犯罪学》 加罗法洛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出版
7、《刑法相邻相近罪名界定与适用》 赵秉志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年出版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