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公司法修正以来，长期困扰公司案件审理的一些疑难问题从立法层面上得到解决。伴随公司法的施行，法律适用中一些新问题又不断涌现，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2008年、2011年先后公布了《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之(一)、(二)、(三)。目前，公司法司法适用的许多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其中，股权转让合同问题既是公司法的基础问题，又是多方认识难以统一的理论迷宫，需要不断研讨、更新理念、完善立法，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5月5日，“第二届公司法司法适用高端论坛”在京举行。与会人员围绕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股权转让的权利变动、股东优先购买权等问题进行研讨。

特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存疑

股权转让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合同，其效力不但受到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的规制，有时还要受到行政许可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制约。

来自法院系统的与会代表提出，实践中一些从事矿业或土地开发的公司，转让其矿业权或土地使用权，为逃避相关税费的缴纳，并不直接转让矿业权或土地使用权，而采取股权转让合同的形式完成对上述权利的实际转让。此时，对该类特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存在三种不同认识。

第一种观点认为合同无效。持此观点者认为，此时的股权转让合同性质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同时，合同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破坏了国家土地、矿产的管理秩序等，应认定为无效。第二种观点认为合同有效。理由是，股权转让行为是真实的。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并未发生转移，股权与前二者彼此独立、互不关联。通过股权转让合同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从行为性质上看，规避法律的行为并不等于违法行为，凡是立法未明确禁止的，应当留给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实践中，行政监管部门对股权受让方继续征收税费，应视为对股权转让合同的认可。另外，矿业、土地开发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诉讼，大多因为经济利益纠纷而起，确认合同无效，等于是变相鼓励股权出让方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第三种观点认为合同未生效。持此观点者认为，该类合同自合同批准之日起生效，股权转让合同未经行政机关批准，属于尚未生效。

针对特定股权合同效力的不同认识，对司法审判中如何正确适用法律，有重要决定意义。来自高校和公司企业界的与会代表提出，对股权转让合同可作为一种融资手段看待，不能因为缺少批准手续就一律认定无效。同时，压缩市场自由空间、高税负的正当性等等，都值得研究、值得深思。

股权转让的权利变动疑难问题

在我国，对于股权的变动模式存在两种基本观点，即形式主义与意思主义之分。从司法实践上看，我国采取的是意思主义，即股权变动的效力发生于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时，合同生效直接发生股权变动效力。而形式主义是指，股权变动发生效力除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还需特定的形式(如股东名册变更登记)为要件。与会代表建议，应借鉴国外形式主义的做法，强调股权转让必须遵守相应的程序、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以保障公司的团体稳定。

在股权转让问题中，技术股权转让是一大疑难。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知识产权进行出资。技术作为知识产权的主要形式之一，具有了入股资格与资本量化的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技术股出资的无形性与价值判定的不确定性，其在商事实践中成为了“次级资本”，进而降低了权利流转与资本置换的积极效用，制约了股权交易活动的完善与优化。

与会代表提出，无形财产权作为一种技术股权是不是可以自由转让?如果在法律上将之认定为一种绝对的所有权，它应该是可以自由转让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技术股的特点，其转让存在诸多障碍。技术往往与人相联系，一旦转让了股权，技术人才(或管理人才)离开公司，就会对公司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进而导致认定技术股无形财产权的最大障碍。公司的资本确定原则，实际上受到了无形财产权的挑战。因此，实践中多将技术股权看做是一种收益权，对其转让多加限制。

有与会代表提出股权的某一项权能是否可以单独转让?物的所有权人可以将占有、使用权能剥离，卖给承租方。债权人可以将利息请求权做成证券化产品出卖，自己保留本金取回权。那么，股东在保留股权的同时，可否将股东的表决权转让?通过分析表明，一旦允许表决权单独转让，个别股东可能通过收购表决权的方式，影响公司决策，中饱私囊，造成对其他股东利益的侵害。因此，有观点认为，股权既不是物权也不是债权，股权转让合同与其说是权利的转让，不如说是身份的继受，受让方同时接受了权利与义务。所以，在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权上，有委托投票、信托投票和通过约定重新分配表决权的方式，但是不能对表决权进行单独转让。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为形成权

股东优先购买权问题，主要围绕我国公司法第72条第2、3款展开。我国关于优先购买权的法律规定相对复杂，引起了与会代表的争论。

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股东转让股权时，将转让意思通知其他股东是发出要约，其他股东如果表示购买，就是承诺。有与会代表提出，要约承诺观点不足以解释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

例如，A股东向其他股东发出通知，其他股东表示不愿意购买，同意他对外转让。转让合同生效之后，其他股东发现其对外的条件和通知条件不符，额外约定了宽松的分期付款条件。此时有B股东到法院起诉，欲行使优先购买权，法院支持其诉求。A股东欲取消转让，法院判决强制执行B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转让不得撤销。

此时，法院判决的理由即是将股东优先购买权认定为形成权。所谓形成权，是指法定条件成就时，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形成一个法律关系。当股东出让股权，对外转让合同生效时，即为法定条件成就之时，此时其他股东可行使优先购买权。当然，持此观点的与会代表并非全部，亦有观点认为，出让人将出让条件通知其他股东时或股权变动已经变更了记载和登记时，法定条件才成就。

优先购买权的价值在于维护公司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同时，立法亦应尊重公司章程的约定，如果公司章程限制或打破股东优先购买权，应优先适用公司章程的约定。

本次论坛由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共同主办。本次论坛是纪念中国政法大学60周年校庆的一次学术活动。


我国城乡贫困问题预测分析
（原载《中国社会保障》2005年9期）
文/柳 拯 郭洪泉 朱勋克

“十一五”时期，我国将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紧要发展阶段，是推进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正确预测和分析“十一五”期间城乡贫困人口发展趋势，对于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一五”期间城市贫困人口趋势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在各种贫困线计算方法中，以家庭为计算单位的最低生活保障线被普遍接受，国家据此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十五”期间，城市低保对象稳定在2200万人左右，基本实现“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在城市低保对象中，三无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及其家属是城市低收入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确定考虑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投入情况，低保对象的范围与当地城市贫困人口总数不完全一致，二者略有差别，但前者较为直观、全面地反映了城市的贫困状况。
我国城市贫困的原因较为复杂，既包括个人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前者如疾病、伤残、劳动能力、劳动偏好、就业机会等，后者如失业、劳动力市场壁垒、社会再分配制度等。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人群中，绝大部分因社会因素致贫。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关的利益调节和分配制度，影响城市居民收入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第一，失业问题将继续存在。失业是市场竞争和经济转轨的产物，也是贫困最主要的原因。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为城市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现实的经济收入，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反之，将陷入贫困。根据调查，下岗、失业是城市贫困的最主要原因。考察失业问题的主要指标是失业率。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城镇失业率应在7%左右（如莫荣在2002年通过对50余名国内学者和官员两轮调查得出的失业率为7.07%），已经接近国际公认的失业警戒线；“十一五”期间城镇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结构性失业难有大的改观，失业率必将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
第二，劳动力市场壁垒仍坚而不破。由于改革不到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许多制度壁垒，并在短期内难以消弭。经济资源的垄断、就业机会的歧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使不同行业、企业，不同就业方式下的同等劳动能力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一样，导致一部分人收入低下；同时，使不具竞争力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岗位“固定化”，他们难以通过改换职业而改变收入状况。失业人员再就业大多只能选择小商小贩、临时工等非技术性职业，收入较低，且收入增长率有越来越低的趋势。因此，对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即使努力工作也难以改变低收入状况，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成为城市贫困人群。
第三，再分配制度短时期内难以完善。我国的再分配制度由于制度设计缺陷、配套措施不到位等因素，预计在今后几年之内，难以完全发挥收入调节的功能。一方面，经济改革使城市低收入职工的福利性、物质性收入降低甚至取消，而原来由单位负担的大宗消费，如医疗、住房、养老等的支付责任转移到职工个人，使低收入者的消费负担超出其支付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再分配制度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需要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第四，城市“新穷人”持续涌现。“十一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保持增长势头。2006—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966万，如按照70%的劳动参与率计算，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676万，将有200多万人难以就业，形成城市“新穷人”。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耕地被征用。据统计，全国现有完全失去土地，或失去大部分土地，所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被征地农民5000万人。由于征地安置补偿不到位，许多失地农民变成城市“新穷人”。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有限性及相关改革的配套制度滞后，城市“新穷人”将维持一定规模。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以动态管理下的低保对象为参照，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镇贫困人口数量将保持在2200万至2500万人之间，占城镇非农业人口的5%左右。这部分人员应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并成为医疗、教育、住房救助的重点对象。

“十一五”期间农村贫困人口趋势分析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大面积的贫困人口。目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界定，多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相对贫困人口）为主。事实上，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绝对贫困人口外，农村贫困人口还包括已获救助的特殊困难人群：一是已经享受生活救济而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必须继续救济，否则将陷入贫困的特殊困难人口。如许多地方的五保供养标准达1000多元，远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五保对象无收入来源，必须对其进行救济。二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享受社会救助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如北京、上海市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零，而2004年底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分别为7.5万和9.1万人。
农村贫困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除贫困农民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自身发展能力外，下列因素将影响我国“十一五”期间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
第一，惠农政策的有限性。尽管国家采取了一些有效战略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偏远山区或老病残等困难群体的脱贫致富问题。同时，由于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基础不稳固，农民脱贫的难度明显加大。根据黄季昆等人的研究，中国的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农民依靠农产品价格回升带来收入增长和脱贫，当属不易。
第二，开发式扶贫的局限。国家针对贫困农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持续的扶贫运动，其思路经历了从“救济式”到“开发式”，从“输血”到“造血”的历史嬗变，逐渐探索出了“开发式扶贫”的新模式，但其效果不够明显。一是扶贫项目效益不高，一些地方对乱铺摊子、管理不当，只重脱贫的数量和速度，对贫困农民创收能力关注不足，效益不佳。二是扶贫贷款到村、到户、到项目难，一些地方出现了“贷富不贷贫”的现象。三是资金投向不均。开发式扶贫包括项目投资，修建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改善生态环境等内容。但许多地方将实施重点集中在帮助农民和农村企业投资生产性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对教育等关涉贫困农民自身发展能力的投资相对薄弱。事实上，近几年，扶贫资金每年都在300亿元以上，如果直接发放给2000万贫困人口，平均每人每年可获得1000多元，远高于绝对贫困线。
第三，农村社会救助对象稳中有增。农村税费改革前，“三提五统”承担了五保供养、农村低保等大量救助费用，救助对象一度达到2500多万人。农村税费改革后，救助经费来源渠道主要是财政投入，救助对象大幅缩减，一些贫困农民得不到相应的救助，生活较为困难。最近两年来，农村社会救助的投入和救助水平呈恢复性增长。2004年，已经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户定期定量生活救济，因享受救济而脱离绝对贫困状态的有1730万人，2005年上半年为1786万人，增长3.3%。
综上所述，“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约为4000—4200万人，其中需要救助的绝对贫困人口约2000—2400万人（按照2000—2004年年均减少5%计算，2010年应为1920万人），已纳入常年救助范围（标准高于绝对贫困线）、需要继续救助的困难群众1850—2100万人（按照2004—2005年上半年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户定期定量生活救济的人数增长3.3%计算）。

“十一五”期间特殊贫困人群趋势分析
城乡贫困残疾人口数量测算。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对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目前我国有各类残疾人约6000万人，而且这一数量具有相对稳定性，其中贫困残疾人1372万，占全国6000万残疾人的五分之一多。目前，享受政府救助的残疾人为549.9万，尚有822.1万人没有得到社会救助。
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和患者遗孤数量预测。据卫生部统计，到2003年底，我国有艾滋病感染者84万人，到2010年，全国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将达到1000万或更多。如按照艾滋病病毒平均潜伏期为8年计算，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病人将达100万人或更多。有关专家测算，在艾滋病低流行的情况下，到2010年，我国将产生13.8万艾滋病孤儿；在中度流行情况下，将产生20万艾滋病孤儿；在高度流行情况下，将产生26万艾滋病孤儿。同样，艾滋病患者遗留下来的孤老也将达到10－20万人。由于治疗费用比较高，艾滋病感染者患病后往往造成家庭生活困难，而患者遗留下来的孤儿和孤老更是无所依靠，需要政府救助。
通过上述分析， “十一五”期间，我国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镇贫困人口为2200－2500万人；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约4000－4200万人。城乡贫困人口合计为6200—6700万人左右，其中包括1372万贫困残疾人和270万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和遗孤。
2010年我国将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从“十五”期间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发展来看，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在“十一五”期间也将持续存在——消减收入差距，涉及到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取得明显效果。而我国在
基尼系数的变化、国居民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变化方面都处于相当危险的临界点。而贫富差距拉大必然会影响国内消费需求，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影响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源有效配置，同时对对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影响。同时，贫富分化助长了社会上的无责任化倾向和信任危机，使人们的道德面貌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变化，人际关系趋于功利化、冷漠化。据统计，2004年民政部信访总量持续攀升，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集体上访大幅增加。全年共办理来信11874件次，解答电话访10000余次，办理网上信访2500余次，接待来访10189人次。综合分析，全部信访案件中，超过一半的案件涉及到城乡各类特殊困难群众的生活安排。

国际上为解决贫富差距加大的经验做法
从国际上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这个发展阶段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关键的时期。这个阶段可能有两个前途：如果制度完备、措施到位，社会能够保持稳定，国家可实现更加快速的跨越式发展；反之，如果各方面矛盾处理不好，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稳定等将使国家建设功亏一篑，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为解决这一时期的贫富差距问题，各国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做法和经验有：
重视利用税收杠杆，建立公共财政，加大社会保障支出以缩小国民收入差距
在税收政策上，大部分国家都实行个人收入调节税，对高收入者课以较高税负，并征收较高税率的社会保障税，广泛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同时，部分国家征收遗产税，鼓励公民将个人财产捐赠于社会公益事业，以调节收入不均。在财政政策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公共财政政策，将国家财政支出侧重于维护社会公平，除一部分用以支撑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外，重点投入义务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公共领域。通过财政对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
表：世界各国社会保障支出情况
国家或地区 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社会保障税占中央政府经常性收入比重(%)
1980-1985年 1994-2000年 1990年 1999年
伊朗 2.6 3.9 8 8
新加坡 0.4 0.7
加拿大 8.2 9.2 16 20
美国 6.8 5.4 35 32
巴西 5.9 12.7 31 34
德国 13.1 16.9 53 48
罗马尼亚 6.9 10.6 23 34
俄罗斯 7.5 32
西班牙 12.8 13.0 38 39
在社会保险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南非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将救助事业放在了突出位置。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由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社会保险事业比较薄弱。在这一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普遍对社会救助工作比较重视，社会救助资金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较大。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成立多民族民主政府后，注重发展社会事业，在社会保险制度尚未全面建立的情况下，南非政府把社会救助事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建立并实施了老年人救助、残疾人救助、老兵救助、儿童救助、社会贫困救助等救助制度，取得了良好成效。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南非政府不断提高救助标准，扩大救助范围，社会救助资金预算资金投入逐年增加。2000/01年度，南非社会救助支出（包括救助资金和社会救助工作所需支出）约占GDP的2%；2004/05年度占GDP的3%；2005/06年度的支出预计可达到GDP的3.4%，占政府总支出的13.5%。
对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做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亟待全面整合提升。以社会救助为例，2001－2004年，我国社会救助资金占GDP的比例不足0.2%，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不到1%，属于世界上社会救助资金投入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
因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全面评估并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不断修正相关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是现代化建设刻不容缓的要务之一，是缓解贫富分化的首选良方。其中，在“十一五”期间或未来十年到十五年内，全面建立和实施以扶贫济困为目的，保障城乡低收入人群基本的生活、医疗、教育等的基本需求，具有前瞻性、规范而缜密的社会救助制度尤为紧迫和必要——毕竟，让城乡低收入人群平等、充分地参与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就是尊重和保障他们的最重要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