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人大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土地管理办法〉的决定》的决议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


（1997年9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土地管理办法〉的决定》，由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土地管理办法》的决定

（1997年8月29日呼和浩特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7年9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呼和浩特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决定对《呼和浩特市土地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第四十六条修改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按非法占用土地处每平方米十五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责任人由所在单位
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乡（镇）村企业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有土地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按非法占用土地处每平方米十五元以下的罚款。
“农村居民、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和国家工作人员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对国家工作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九条修改为：“侵犯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犯，赔偿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五十一条修改为：“违反法律规定，在耕地上挖土、挖沙、采石、采矿等，严重毁坏种植条件的，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沙化、盐渍化、水土流失的，责令限期治理，可以并处罚款。”
第五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处分：
（一）擅自改变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或者土地用途的；
（二）在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争议解决之前，改变土地现状，破坏土地上附着物的；
（三）不按规定拆除临时建筑或者拒绝交出临时用地的；
（四）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土地使用权被收回，拒不交出土地的；
（五）涂改、伪造土地证件的；
（六）不按本办法规定标准支付各项补偿安置费的。”
《呼和浩特市土地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呼和浩特市土地管理办法

（1991年11月12日呼和浩特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2年4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7年9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
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土地管理办法〉的决定》的决议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土地管理，保障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制止土地的浪费和破坏，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是全市公民应尽的义务。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一切土地的管理。凡使用、开发土地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
第五条 下列土地属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
（一）城市市区的土地；
（二）国家依法征用划拨给机关、部队、学校、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土地；
（三）市区居民、城镇居民和工矿区职工住宅用地；
（四）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确定给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人使用的国有土地；
（五）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荒山、荒地、林地、山岭、草地、水面、滩涂和其他未利用的土地。
第六条 下列土地属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一）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除外；
（二）农村和城市郊区居民的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空闲地；
（三）村民委员会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给集体或者个人经营的土地；
（四）农村和城市郊区的乡（镇）村办企业事业单位、公共设施、公益事业使用乡（镇）村的土地。
第七条 集体土地所有单位须向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证书，确认所有权。
依法使用集体所有土地的单位和个人，要向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证书，确认使用权。
依法使用国有土地的单位和个人，要向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证书，确认使用权。
未划拨使用的国有土地，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登记造册，保护、管理。
第八条 依法改变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或者因依法买卖、转让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等使土地使用权转移的，要向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审批手续和权属变更登记，更换证书。
土地使用单位的主管部门，不得擅自改变、调查和分割下属单位所使用的土地。
第九条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规定处理。
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现状，不得破坏土地上的附着物。

第三章 土地的利用与保护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实施。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采取措施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建设项目占用高产、稳产农田和菜田。
第十二条 城市市区、乡（镇）村建设必须节约用地。可以少用土地的，不准多用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
城市建设要充分利用旧城区，提倡高层建筑；乡（镇）村建设应充分利用空闲地、荒废地，提倡建楼房。
第十三条 开发资源，采矿或者挖沙、取土、烧砖等用地，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审批权限办理。土地使用后，用地单位和个人要负责复垦，恢复利用。
第十四条 使用国有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收回用地单位土地使用权，注销土地使用证：
（一）用地单位已经撤销或者迁移的；
（二）经批准征用、划拨的土地，自批准之日起连续两年未使用的；
（三）不按批准用途使用的；
（四）使用经有关部门核准报废的公路、铁路、机场、仓库、矿场等用地的；
（五）利用不当，使土地遭受严重破坏或者荒芜的。
第十五条 乡（镇）村企业、公共设施、公益事业使用集体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收回土地使用权，注销土地使用证：
（一）用地单位已经撤销或者迁移的；
（二）未经原批准机关同意，连续两年未使用的；
（三）不按批准用途使用的；
（四）使用经核准报废的农村道路、桥梁和小型水利、水电工程用地的。
第十六条 使用集体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集体土地所有者收回土地的使用权，按照规定注销土地使用证：
（一）转为城镇非农业户在农村的承包地、自留地、自留山；
（二）住户迁移后的原宅基地及“五保户”遗留的宅基地；
（三）经批准后一年未按批准用途使用的宅基地；
（四）因村镇规划建房，原住户迁移后空出的宅基地；
（五）荒芜两年以上的土地；
（六）未经批准，改变土地用途或者在集体承包地上建房、烧窑、毁田取土、采矿等；
（七）非种植业专业户生产、经营活动停止，不再使用的土地。
第十七条 严格保护自然植被，防止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和土壤污染。

第四章 国家建设用地
第十八条 国家建设用地，可以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征用、划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要服从国家需要，不得阻挠。
第十九条 列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或者准许建设的国家项目，建设单位可以申请用地。
第二十条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程序：
（一）建设用地单位须持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向项目所在地的旗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申请选址。在城市规划范围内选址定点，要先征得城市规划部门的许可。选用林地、草原应先征得林业、草原主管部门的同意。位于城市
规划区和市规划控制区内的建设用地，由市人民政府批准；
（二）建设用地单位持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批准文件、总平面图等资料，交所在地的旗县级土地管理部门核定用地面积，土地管理部门审定后，组织建设单位、被征地单位及有关单位，协商补偿安置方案，签定协议，报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三）建设用地批准后，由项目所在地的旗县级土地管理部门根据建设进度，一次或者分期划拨土地，并督促被征地单位按时移交土地；
（四）建设用地批准后，建设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交内税、费，银行凭用地批准文件拨款；
（五）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验收，办理土地登记手续，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给土地使用证。
第二十一条 临时用地的用地单位和个人要持有关证件，向旗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用地申请，经核准发给临时用地许可证。在城镇规划区内临时用地的，应先征得城镇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抢险救灾急需用地的，可以先行使用，事后必须按照规定补办临时用地手续。
临时用地一般不得超过两年，如需继续使用的，要办理续期批准手续。
临时用地，禁止构筑永久性建筑物，不得改变使用用途。
临时用地期满或因国家建设需要，用地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拆除临时建筑，退还土地。
第二十二条 国家建设征用、划拨土地审批权限：（一）耕地三亩以下（含三亩），其他土地十亩以下（含十亩），由旗县、郊区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土地管理部门备案；（二）耕地三亩以上，二十亩以下（含二十亩），其他土地十亩以上，一百亩以下（含一百亩），由市人民政府
批准，并报自治区土地管理部门备案。按上列权限审批耕地和其他土地面积之和，不得超过其他土地的最高限额。一个建设项目需要使用的土地，根据总体设计一次审批，不得化整为零或者越权审批。分期建设的项目分期征地，不得先征待用。
第二十三条 征用、划拨土地的补偿费标准：
（一）城镇近郊耕地（含菜田、园地、苇塘、鱼塘、林地、人工草地、下同），按该耕地前三年平均亩产值的五至六倍计算；
（二）一般耕地，按该耕地前三年平均亩产值的四至五倍计算；
（三）其他土地，按邻近耕地前三年平均亩产值的三至四倍计算。
第二十四条 划拨国有土地造成原用地单位和个人损失的，由用地单位按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二十五条 征用近郊区以及旗县所在地的菜地，用地单位要向所在地的旗县、郊区人民政府缴纳新菜地开发基金，用于新菜地开发建设，不得挪用。
第二十六条 被征用土地上有青苗的一般不得铲除，确需铲除的按当年作物亩产值计算给予补偿，能收获的不予补偿。地上附着物按实际损失给予补偿。
在土地管理部门通知征用的土地上抢种青苗和抢建附着物的，不予补偿。
第二十七条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用地单位除支付土地补偿费外，还要支付安置补助费：
（一）征用耕地，按照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地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算出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
（二）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按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亩产值的二至三倍计算；
（三）每亩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倍；
（四）征用其他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按邻近耕地前三年平均亩产值的一至二倍计算。
第二十八条 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尚不能保持群众原有生活水平的，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每亩征用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额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二十倍。
第二十九条 国家建设临时用地，占用不足一年的按该地一年产值补偿，占用一年的按二年产值补偿，占用二年的按三年产值补偿。
第三十条 国家建设征用耕地造成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组织被征地单位、用地单位和有关单位通过发展农副业生产和举办乡（镇）村企业等途径安置就业。用地单位有招工指标的，要首先招收一定数量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单位的人员。
第三十一条 征用土地的各项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除被征用土地上属于个人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付给个人外，其他由被征地单位用于发展生产，不得私分、挪用。
第三十二条 建设项目用地一经批准，被征用、划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要按期交出土地，履行用地协议，不得在本办法规定的范围以外提出附加条件，不得妨碍和阻挠征用、划拨土地工作的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借征用、划拨土地之机，私自索要费用。征用、使用土地的单位不得
付给超过规定标准的费用。

第五章 乡（镇）村建设用地
第三十三条 乡（镇）村建设用地（含居民住宅建设）按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乡（镇）村规划和用地控制指标执行。
位于城市规划区、规划控制区内的建设用地由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四条 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和企业（含城乡联营和私营企业）建设用地，由建设单位持旗县、郊区以上人民政府计划部门批准的设计任务书和有关批准文件，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五条 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经营联合体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用地，应先利用原有房屋、院落，确需使用集体土地的，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审批权限批准。
第三十六条 乡（镇）村居民住宅建设使用原有宅基地或者村内空闲地的，要向村民委员会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并报旗县级土地管理部门备案。需要占用耕地或其他土地的，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旗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土地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十七条 农村居民每户宅基地用地标准：
（一）在城市规划区内和城市规划控制区的，每户宅基地不得超过200平方米；旗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需要控制的村，每户宅基地不得超过250平方米；
（二）其他镇所在地的村，每户宅基地不得超过300平方米；
（三）一般乡村，每户宅基地不得超过400平方米；
（四）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农民建房宅基地标准可适当放宽。
第三十八条 城镇非农业户建住宅使用集体所有土地的，每户宅基地不得超过150平方米，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九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允许申请宅基地：
（一）农村居民无宅基地的；
（二）农村居民婚后到对方落户，确需另立户的；
（三）集体经济组织招聘的技术人员要求在当地落户的；
（四）回乡落户的离休退休干部、职工、退伍军人等，确无住宅的；
（五）回乡定居的归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需要建住宅的。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划给宅基地：
（一）结婚后单独立户，男女有一方已划给宅基地的；
（二）原有宅基地面积能够解决子女单独立户的；
（三）不符合单独立户规定的；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以后出卖或者出租住房的；
（五）无当地户口的；
（六）城镇非农业户在单位已有住房的。
第四十一条 民办教师、复员退伍军人、乡（镇）村招聘的科技人员，回乡定居的离休退休干部、职工、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建住宅用地优先划给。
第四十二条 乡（镇）村企业占用集体所有土地的补偿费，要低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标准。
农村居民建住宅占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制度。
城镇非农业户建住宅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参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标准，支付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第六章 土地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四十三条 市、旗县、郊区人民政府设置土地管理机构。各级土地管理机构是同级人民政府统一管理土地的职能部门。
乡（镇）人民政府设置土地管理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管理。村民委员会设不脱产土地管理人员，负责规划、管理所辖土地。
第四十四条 各级土地管理部门的职责：
（一）宣传和贯彻执行国家与地方的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负责土地的调查、监测、登记、统计、分等定级、评估地价、发证等地籍管理工作；
（三）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年度用地计划控制指标；
（四）办理土地征用、划拨、出让、转让的审查和报批工作；
（五）检查土地开发利用情况，处理破坏土地资源和其他违法占地案件；
（六）检查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费用的使用情况；
（七）调解、裁决土地纠纷；
（八）参与建设项目的选址、设计会审和竣工后工程的用地验收；
（九）总结推广保护土地，合理利用土地和节约用地的经验；
（十）办理奖惩事宜。
第四十五条 土地管理工作人员要严格执法，秉公办事，维护国家与集体利益，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全民所有制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按非法占用土地处每平方米十五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责任人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
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乡（镇）村企业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有土地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按非法占用土地处每平方米十五元以下的罚款。
农村居民、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和国家工作人员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对国家工作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无权批准征用、划拨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超越批准权限或者化整为零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批准文件无效，主要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超过批准用地数量占用土地的，多占的土地按非法占用土地处理。
第四十八条 买卖、私自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其协议和合同无效，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
第四十九条 侵犯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犯，赔偿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五十条 对占用、挪用、截留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责令其限期退赔；据为己有或者私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法律规定，在耕地上挖土、挖沙、采石、采矿等，严重毁坏种植条件的，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沙化、盐渍化、水土流失的，责令限期治理，可以并处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处分：
（一）擅自改变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或者土地用途的；
（二）在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争议解决之前，改变土地现状，破坏土地上附着物的；
（三）不按规定拆除临时建筑或者拒绝交出临时用地的；
（四）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土地使用权被收回，拒不交出土地的；
（五）涂改、伪造土地证件的；
（六）不按本办法规定标准支付各项补偿安置费的。
第五十三条 阻碍土地管理人员执行公务，采取暴力行为伤害土地管理人员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对在变更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解决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争议的过程中，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或者煽动群众闹事，阻挠国家建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土地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依法履行职责。对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旗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决定执行。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的实施规定。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9月24日
人格权若干问题探讨〔１〕——纪念《民法通则》颁布１

王利明

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所固有的、以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各种权利。人格权是人身权的主要形式，而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类基本权利，其他一切民事权利或者包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由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由此可见，人格权是民法中的基本权利。

人格权是以人格的独立为前提，并以独立的人格所应有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所以人格权是由作为主体资格的人格所决定的。一方面，一旦个人不再是权利客体而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不再是身份和家庭权支配的对象，而是具有自主性人格的个人，则人格权具备生长的土壤。另一方面，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依赖于对人格权的尊重和保护，个人不享有独立的人格权，尤其是生命、健康、自由等权利，则不可能实现人格的独立与意志自由。因此，人格的独立又需要进一步确认和保护人格权。

然而，西方社会的民法最初确认人格平等乃是交易和占有财产要求的产物，诚如苏俊雄所指出的：人格平等是与契约的广泛扩张相呼应的。“个人享有权利能力主体的地位，亦即表示能享有财产权及缔结契约能力之意味。换言之，权利能力，委实是个人享有财产及缔结契约时，理论上应存在之法律前提”〔2〕，由此决定了19
世纪的西方民法学者大都把财产权视为个人人格的延长，主张将个人意志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价值体现在个人对财产的支配方面，人格权利就是对财产自由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对人格的尊重意味着对他人财产的尊重。这就是黑格尔所宣称的“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3〕。

人格权的财产化忽视了人格权的固有价值。如果人格权的存在的价值和目的仅仅只是为了保障财产权的享有和实现，则人格权实际上转化为从属于财产权的财产，这势必会导致人格的价值沦为商品和金钱的奴役对象的后果。事实上，虽然人格权存在的目的之一是保障财产权的行使并为财产权提供前提条件，但人格权的存在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那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使人们“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4〕。
人格权为什么是使人“成为一个人”的权利，是有理性的人类所必备的法定权利？这是因为人格权不是从属于财产权的权利，而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或者说是人权的主要表现形式。
人权（Human
Rights）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权利，正如“中国人权白皮书”所指出的，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崇高的目标”，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然而何谓人权，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民法学的角度来看，人权不是天赋人权或道德权利，也不是单纯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宣言，而是以公民的人格权为其重要内容的。我国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生命、身体、姓名、肖像、名誉、隐私、婚姻自主等权利，就是个人在社会中所应享有的基本人权。这些权利是人能够作为一个人存在，并同他人协调地生存所必备的权利，也是人把自己与社会联结在一起并与社会发生各种联系与交往的前提。个人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都不享有人格权，则必将丧失做人的权利和作为人的基本价值，个人也就没有资格进入社会并作为社会成员存在。所以，人权首先体现为人格利益，忽略民法的人格权制度及社会经济条件对该制度的限制，就不可能了解人权的真实内容。由于各国法律对人格利益的保护的范围、方式等是不相同的，因此也就不存在着所谓超阶级、超社会的“天赋人权”。

既然人格权是“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利，是以身体和精神活动的安全和完整为客体，且以维护主体的自由、尊严、安全为目的的，则对人格权的确认和保护就是实现和维护人格的独立，促进个人的发展与完善的重要手段。诚然，财产权也具有表现个人人格的功能，财产权的内容也体现了个人的意志和自由，但相对于人格权而言，财产权与独立人格的联系是间接的，因为对于任何个人来说，不享有独立的财产权虽然会妨碍其行为自由，但并不妨碍个人享有权利能力并成为法律主体。可是个人如不具有基本的人格权，如生命权、自由权、姓名权等，不能维持人的生存，保障人与他人的交往，则必将妨碍个人成为法律主体。在此情况下，个人即使享有财产权，此种权利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从罗马法确认“抽象人格的权利”以来，直至本世纪人格权制度的形成，人格利益曾受到刑法和行政法的保护而未能置于民法的充分保护之下，这虽不能否认人格利益也是法律保护的利益，但毕竟不存在着民法的人格权制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事主体制度实际上一直是欠完备的。

我们认为，人格权存在的基本价值，乃是实现和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简单地表述人格权与人格（主体资格）的关系，即人格决定人格权，而人格权又体现个人人格，并以实现人格为宗旨。然而，实现人格的含义，不仅是要维持个人的生命的存续，以使个人作为主体存在，而且具有更为丰富、重要的内涵。一方面，实现人格，要求尊重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促进个人的自主性人格的释放，实现个人必要的自由。这就是马斯洛所说人所具有的高级需要在法律上的表现。诚如苏俊雄所称现代法律“诚应透过各个人抽象的人格（Personlichkeit），而进一步着眼于有贫富、强弱、贤愚等等差别之具体人类（mensch），保障其生存能力，发挥其既有主体、且有社会之存在意义。”〔5
〕民法的人格权制度通过对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的保护，确认主体对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种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时也赋予个人享有一种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的武器。民法对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保护，确认了个人的共同价值，并能鼓励个人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人身活动。自主地从事各项正当的社会交往。民法对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的保护，不仅有助于保护主体的人身专有标识和个人生活的安全，而且对维护个人的尊严、培育个人的独立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法要求在侵害人格权致受害人精神损害时，加害人应负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这也有助于维护个人精神活动的安全与自由。所以，对人格权的保护是实现人格的基本途径。另一方面，实现人格，需要培养和实现个人独立的人格意识，不断焕发出主体活力。独立的主体意识是个人在法定的范围内自主行为、勇于承担风险、自负责任的意识。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采取“民刑不分”，以刑为本的法律格局，压抑了个人的独立性和能动性，特别是由于封建君主的至高无上和封建家长制的绝对统治，扭曲和摧残了个人的价值，造成个人只有在隶属他人关系中才有其存在价值，而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我国民法确认独立的人格权，要求公民时刻注意到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尊重并维护他人的尊严、价值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秘密，要求公民通过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活动而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这就有助于促进人们在法律的允许下探寻、选择最符合自身本性和意趣的生活方式，充分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自我存在，使人们能够摆脱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因循守旧、不思奋进、但求安稳的观念及庸俗的“关系学”和人身依附的束缚，增强人格独立观念，发挥大胆首创精神，在社会生活中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一旦全社会普遍形成独立人格意识，必将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还要看到，由于民法的人格权制度要求个人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政府机构在行使其行政权、新闻记者在行使其言论自由权、作家在享有其创造作品的权利的时候，应当充分尊重个人的人格权，这样，人格权制度便构成了一种权利制衡结构，为发展个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协调个人利益之间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提供了条件。尤其是对权利意识、人权意识的培育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当前，培育权利意识正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权利意识的彻底泯灭，必然会使兽行意识潜入。十年浩劫期间，暴行遍于全国，屠夫弹冠相庆，莫不是权利意识沦丧的结果。总之，民法对人格权的确认和保护，在实现和维护独立的人格权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格权制度在民法中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

应该看到，我国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不是个人主义的产物，而是维护社会利益的需要，法律的价值是多元的，在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之间、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总会形成各种摩擦，而法律则需要平衡各种利益冲突。所以，个人享有的人格权的范围、权能、行使方式等均应受到法律的制约，个人的人格权应与其负有的社会责任协调一致，个人行使权利时需要忍受来自他人的轻微的妨害。总之，要维护社会秩序和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团结，则人格权必然是受限制的权利。这里涉及到人格权的保护与正当的舆论监督的保护的关系的问题。

舆论监督是指新闻工作者和其他公民利用传播媒介发表各种意见或言论，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进行批评、实行监督的权利。舆论监督与人格权的保护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它们从根本上都是建立社会的民主与法制、保持现代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所不可缺少的制度。如果法律仅注意保护人格权而忽略了对舆论监督的保护，那么，虽然个人的人格及其尊严得到了他人的尊重，但此种保护要以不必要地限制正当的舆论监督为代价，并将使社会缺乏一个大胆批评、畅所欲言的宽松环境。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丑陋和违法现象，不能借助于大众传播工具予以大胆披露和批评，这不仅会纵容一些侵害公民权利包括侵害公民人格权的行为，而且会使个人的人格权沦为一种与社会利益不协调的绝对化的极端个人主义。然而，保护人格权和正当舆论监督，应当注意到，在这两种权利的保护之间是有一些冲突和矛盾的，因为新闻侵权的主要对象是公民的人格权，特别是公民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因而法律对新闻侵权行为制裁程度不同，将直接影响到对新闻自由和公民人格权的不同保护。一方面，法律若特别强调对公民的人格权的保护，则必须适当限制新闻工作者在从事新闻活动方面的某些自由。反过来说，如果法律对舆论监督活动予以充分保护，则必须对新闻侵害人格权的行为特别是轻微的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予以容忍，法律必须限制受害人提出请求。由于在新闻活动中，新闻工作者行使舆论监督者的权利，大胆揭露和批评一些违法和不良现象，总会涉及对被批评者的指责，而由于新闻活动过程环节多、时间短促、专业性强，不可能绝对准确地把握事实和意见，也不可能完全避免过失。〔6〕所以，
如果将任何失实的哪怕是轻微失实的新闻作为新闻侵权处理，这虽然会加强对人格权的保护，但确实会影响舆论监督的正当行使。
人格权和新闻舆论监督的冲突，是各国法律都面对的一种“价值的冲突”（a crash of
value）。在此情况下，法律必须选择优先保护的法益。从国外的经验看，大都倾向对新闻自由实行优先保护。例如根据美国1964年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在出版物涉及到公众关注的问题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价值将比个人名誉更优先受到保护。（见NewYork
Times Co v.Suli-van，376U.S.254〈1964〉）。在英国的一个判例中，法官戴普洛克（Diplock）曾宣称，
法律虽应在对言论自由和个人权利之间的保护方面谋求平衡，但应对涉及公众关注的利益的言论提供优先保护。我们认为，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应该在人格权和舆论监督的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对舆论监督的权利实行优先保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正在向法治社会迈进，建立民主和法制、加强廉政建设，新闻舆论监督机制的健全是必不可少的。太阳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加强舆论监督，才能搞好廉政建设，防止各种腐败现象。为了使广大人民通过大众传媒参与国家管理、监督政府行为、纠正各种社会不良现象，我国新闻传媒应该享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和权利，在保护人格权与舆论监督之间，法律应向后者倾斜。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监督机制尚不够健全，舆论监督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广大新闻工作者对各种丑陋、违法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总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在此情况下，更应该鼓励新闻工作者大胆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并应对正当的监督实行特殊保护，因为“如果诽谤判得太多，记者和传媒动辄受罚，在我们这样一个舆论监督本来就不发达的国家，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7〕这种状况也根本背离了人格权保护的立法宗旨。

法律在两种法益冲突的情况下，向一种法益倾斜保护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要实现倾斜，首先要正确区分正当的舆论监督与非正当的舆论监督的界限。不能将一些不正当的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作为舆论监督行为对待。同时，侵权法应当将新闻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与一般的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区别对待、分别调整。〔8
〕分别调整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建立严格的新闻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责任构成要件是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条件，也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应负侵权责任的根据。在责任构成要件中，既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也不能混同一般的侵害人格权行为与新闻侵权问题。对一般的侵害人格权行为，可以通过较为宽松的构成要件，制裁各种侵权行为，从而向人格权的保护倾斜。而对新闻侵权则应采取较为严格的构成要件，限制过多的新闻侵权责任的产生，从而实现对舆论监督的特殊保护。〔9〕例如，
在对舆论监督中，只要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丑化他人人格，只要不是抓住他人隐私或个别事实对他人人格进行侮辱、诽谤、诋毁，只要基本事实存在，即使在新闻报道中出现言词不当、技术失误，而不是决定舆论监督性质的问题，就不应视为侵权。再如对那些轻微的失实或用词不当，并不必然带来法律意义上的损害，或者带来的损害是轻微的，国外的一些立法采取“微罪不举”规则，要求受损害者予以忍受，这是值得借鉴的。第二，明确一定的免责条件。免责条件的成立将导致行为人责任的免除，所以免责条件是对责任构成的否定。为了实现对舆论监督的倾斜保护，在新闻侵权法中应建立一定的免责条件，为新闻工作者因从事舆论监督活动而出现新闻纠纷时提供免责的机会。例如，社会公共利益就是各国侵权法中广泛承认的一种抗辩事由，这一规则对新闻工作者实行了有效的保护。在我国新闻侵权法中，也应当采纳这一标准。这就是说，“凡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事项，理应置于舆论监督之下，对这方面的事和人的批评，应属舆论监督范围内的行为。相反，凡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事项，则不在舆论监督之列，这方面的批评指责，也与舆论监督无关”〔10〕。从而实现区别调整和倾斜保护的目的。

中国正在向漫长的通向法治社会的道路迈进。然而，中国社会沿着法治道路迈出的每一步都必定是与公民权利的扩大和实现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公众对法律的依赖程度、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程度、法治文明的实现程度，都有赖于对人格权的保护的加强。而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已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人格权制度，这就为法治大厦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所以，当我们回顾《民法通则》颁布10周年以来，大量的人格权侵害案件涌进人民法院并得到妥善处理，人格权的保护正日益受到注重的状况，不禁对立法机构和民法通则的起草者们的远见卓识及致力于中国法治建设的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对人格权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乃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标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责任编辑：傅鼎生）＊
注：
〔1〕本文系作者在《人格权法新论》一书中所写的序言， 作者希望以此文纪念《民法通则》颁布10周年。
〔2〕苏俊雄：《契约原理及其实用》，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页。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页。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页。
〔5〕苏俊雄：《契约原理及其实用》，台湾中华书局1978 年版，第7页。
〔6〕王晋闽：《试论新闻侵权》，《国际新闻界》1991年5—6 期，第85页。
〔7〕孙旭培：《新闻工作者与新闻纠纷》，载《新闻通讯》 1991年第6期。
〔8〕周威：《试论舆论监督中的名誉权保护问题》， 载中国民法经济法学研究会1989年年会《论文选辑》第182页。
〔9〕周大新：《舆论监督中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载《记者摇篮》1991年第7期。
〔10〕周威，同上书，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