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回放】

　　广东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依法注册了“BBK”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范围包括移动电话。被告人陈某从2009年4月起租借上海天目西路一商铺，以虚构的上海瑞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名义从事手机销售。2010年4月6日，该商铺以每部390元的价格销售给他人“步步高”品牌i508+型和K303+型手机各40部，销售金额3.12万元。同年4月8日，被告人陈某又以同样的价格销售“步步高”品牌i508+型手机50部，销售金额1.95万元。两次交易的销售金额共计5.07万元。经鉴定，上述130部手机均系假冒“步步高”品牌手机，其中i508+型手机使用了“BDK”标识，K303+型使用了“BBK”标识。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陈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案由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受理后，在审理过程中，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要求撤回对本案的起诉。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认定：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意见，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予以准许,遂依法裁定准予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

【各方观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BDK”标识与注册商标“BBK”是否属于刑法中“相同的商标”，如是，被告人陈某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如否，被告人陈某不构成犯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可。对此，存在以下观点：

陈庆安（上海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刑法中“相同的商标”，是指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本案中“BDK”标识与注册商标“BBK”显然不完全相同，但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因此，关键在于判断“BDK”标识与注册商标“BBK”在视觉上是否基本无差别。一般情况下，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BDK”与“BBK”存在差别，故两者既不属于“完全相同”的商标，也不属于“基本相同”的商标。

蔡一军（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BDK”标识与注册商标“BBK”属于近似商标，不属于刑法中“相同的商标”，因此，被告人陈某销售使用“BDK”标识的假冒“步步高”品牌手机的行为，不属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扣除贴附“BDK”标识的手机的销售金额，被告人的销售金额达不到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即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故公诉机关撤诉、法院准予撤诉的裁定是正确的。

周智军（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比较“BDK”标识与注册商标“BBK”，只要施以普通的注意，就能发现“D”和“B”在视觉上的差别，故两者不属于刑法上的“基本相同”商标。但按照民法上对“近似”商标的要求，中间字母“D”和“B”在外形上有一定的相似度，读音相近，使相关公众误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特定的联系的意图十分明显，因此，两者应构成近似商标。尽管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其行为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法官回应】

“BDK”标识与注册商标“BBK”不属于刑法中“相同的商标”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要求行为人销售的对象必须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成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人销售的商品必须与注册商标所有权人的商品属于同一种商品；二是这种商品上所贴附的是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本案中，被告人销售的商品与权利人的商品均属于移动电话，因此，关键在于判定被告人销售的商品所贴附的商标“BDK”与权利人的注册商标“BBK”是否属于相同的商标。若判定为相同的商标，被告人销售金额达到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即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构成犯罪；反之，则不构成犯罪。

1．关于刑法中“相同的商标”的具体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相同的商标”，是指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该解释明确“相同的商标”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另一类是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相同”。“完全相同”商标是指两商标相比较，文字、图形或者文字与图形的组合完全相同。“基本相同”商标是指两商标相比较，在商标整体、细节上，单从视觉上看都不容易分辨出差异，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完全相同”和“基本相同”都坚持视觉判断这唯一标准，实践中容易把握的是“完全相同”的情况，不容易把握的是“基本相同”的情况。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六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1）改变注册商标的字体、字母大小写或者文字横竖排列，与注册商标之间仅有细微差别的；（2）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字母、数字等之间的间距，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3）改变注册商标颜色的；（4）其他与注册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

本案中，涉案的注册商标“BBK”由广东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依法注册，受国家法律保护。被告人销售的手机既有使用“BBK”标识的，也有使用“BDK”标识的。对于使用“BBK”标识的，与权利人注册商标完全相同，这部分商品符合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要求。使用“BDK”标识的，显然可以排除与权利人注册商标“BBK”完全相同的情况，只能从“基本相同”的角度予以审查。

2．“基本相同”商标的判断标准

从“基本相同”的定义来看，判断两商标是否基本相同，应把握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两商标相比较，视觉上基本无差别。正确理解这一点，应与民法上的“近似商标”相区分。民法上界定商标侵权中使用商标的情况也区分为两种，一是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二是使用与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对“基本相同”商标和“近似商标”做适当合理的区分，可以划清刑法调整商标犯罪和民法调整商标侵权的范围和边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商标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相比判定“基本相同”商标的标准的单一性，“近似”商标的判定标准要宽泛得多，而且涵盖了“基本相同”的判断标准。“基本相同”商标的比较主要从“形”上进行比较，而“近似”商标除了从“形”上进行比较外，还包括从“义”、“音”、“色”、“比例”等方面进行比较。换言之，“基本相同”商标对一般公众而言，视觉上基本分不清假冒商标和被假冒注册商标的区别，但就“近似”商标而言，两者之间的区别通过施以普通注意，其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个条件是两商标在视觉上的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使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或者产生当事人与注册商标人之间存在某种特殊联系的错误认识。这里的误导公众，以相关公众通常的识别能力为标准。相关公众是指与注册商标的商品有关的一般消费者，他们在购买某种品牌的商品时一般都会做出其所购买的商品的注册商标与其先前所知的注册商标是否相同的判断，并进而影响其购买的决策。所谓普通的识别能力，不要求普通消费者具有特别的知识经验或者在购买商品时对商标的观察施以特别的注意力，只要以普通的消费知识经验，施加普通的注意力，在隔离观察的情况下，不能区分两个商标的细微差别，即可认定两个商标属于“相同的商标”。

3．“BDK”与“BBK”不属于刑法中“相同的商标”

本案中，注册商标“BBK”系文字商标，文字商标的显著部分表现在文字上，因此，假冒商标和注册商标在文字上的等似程度对于“基本相同”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对“基本相同”的要求，文字商标认定为“基本相同”的首要条件是两个商标的文字必须相同，否则视觉上难以达到基本无差别的要求。例外的是英文字母或拼音字母存在大小写的情况，视觉上有明显差别，但字母大小写仍然不能改变文字相同的事实，这正是《意见》将这种情况列为“基本相同”的原因。据此，比较被告人使用的“BDK”标识与注册商标“BBK”，只要施以普通的注意，就能发现“D”和“B”在视觉上的差别，故而两者不属于刑法上的“基本相同”商标。反之，按照民法上对“近似”商标的要求，从形、音、义等方面比较“BDK”标识和注册商标“BBK”，两者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均为三个大写字母，排列方式相同，首、尾两字母相同，中间字母“D”和“B”在外形上有一定的相似度，读音相近，使相关公众误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特定的联系的意图十分明显，因此，两者应构成近似商标。

综上，被告人使用的“BDK”标识与注册商标“BBK”不属于相同的商标，贴附“BDK”标识的手机自然就不属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扣除贴附“BDK”标识的手机的销售金额，被告人的销售金额达不到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即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因此，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但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应由民法予以调整。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中增设了第二款：“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条规定在我国刑法的贿赂犯罪体系中增设了一个全新的罪名——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当前，公共工程建筑、国防采购、石油天然气、房地产、电信以及电力等行业已成为跨国商业腐败的高发地带。在这些涉及重大工程项目的跨国商业活动中，可供分配的利润丰厚，有关公职人员分配公共资源的权限较大，使得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鉴于各国间政治、经济、法律、价值观念诸方面的巨大差异，对同一行为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在程序上也很难依靠一国的司法资源去收集证据、发现事实，有关机关对跨国公司的国外腐败行为难以高效监察和侦查，从而增加了追究的难度。在认定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中的“外国公职人员与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时，值得借鉴的一个依据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于2005年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修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规定和精神落实、转化为国内法的举措。因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外国公职人员”的界定对我国刑事司法机关认定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中的“外国公职人员与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对外国公职人员的认定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条第2项规定，“外国公职人员”系指外国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以及为外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任何人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外国”不仅限于国家，它还包括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及其各下属部门，有时也包括任何有组织的外国地区或实体，比如自治领土或独立关税地区。


由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外国公职人员”主要包括：外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体指立法、行政、行政管理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外国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中行使公共职能的人员；接受外国国家、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的委托行使公共职能的人员。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条第3项的规定，“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系指国际公务员或者经此种组织授权代表该组织行事的任何人员。国际公务员，也称国际职员，是指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聘用的各类工作人员。国际公务员按职务性质一般可分为高级官员、业务类官员和一般事务类人员；按职位地域性质可分为受地域分配限制和不受地域分配限制；按合同种类可分为长期合同、定期合同和临时合同。因此，“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受国际组织聘用的国际公务员。这里强调的是其职务特征。二是虽没有受国际组织聘用，但受国际组织授权代表该组织行事的人员。这里强调的是其职权特征。


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受国际组织聘用的国际公务员；二是虽没有受国际组织聘用，但受国际组织授权代表该组织行事的人员。国际组织以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为标准，可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mment organization），两者均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的参与者。在实践中，政府间国际组织固然行使了绝大部分公共职能，但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也经常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项目，在国际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处理人权、环保、劳工问题时，往往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委派专家，以保证解决问题时有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参与。因而判断国际公共组织的标准是该组织是否承担了国际公共职能，而不取决于其名称、组织形式或权限。


二、对外国公职人员的认定原则


1.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重要参考依据。


我国于2005年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修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规定和精神落实、转化为国内法的举措。因此，我们在认定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中的公职人员、官员时，援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参照依据，是自然、合理而且必要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等术语进行了解释。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外国公职人员系指外国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以及为外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任何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系指国际公务员或者经此种组织授权代表该组织行事的任何人员。因此，我国司法机关在办理有关海外商业贿赂案件的过程中，可以理直气壮地参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术语解释。


2.可直接参照有关法律、判例等。


由于国内外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公务员制度的巨大差异，许多国家都存在与本国国情相适应、而外国人则难以准确理解的公共职务、职位。这些职务、职位在我国国内没有对应的概念，在认定担任这些职务或职位的人员是否属于外国公职人员时，唯有直接参照有关国家的法律或判例。因为贿赂犯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要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受贿，需要明确其是否掌握可用于交易的职权，而是否具有这种职权，只能根据其所在国的法律和相关规定才能判断清楚。例如，日本的农地开发经营财团的职员是否属于公职人员，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直接得出结论的，日本的《国家公务员法》和《地方公务员法》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在《关于整备经济关系罚则的法律》中，规定将此类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公共财团职员“视为公务员”，也就是对于这些人员，“在与刑法的关系上，作为公务员处理。”因此，在认定外国公职人员时，是需要直接参照有关国家的法律、判例等规定的。同理，对于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认定，必要时也应直接参照有关的国际公约、条约，并结合其职权和工作性质来明确其身份。


认定外国公职人员身份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国内外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公务员制度的巨大差异。因此，在判断外国公职人员的身份性质时，不能受我国传统职务犯罪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形式要件约束，应重点从相关雇员隶属的公共机构以及其具体实施的职能是否具有公务属性的实质角度进行判断。


认定外国公职人员身份应重点参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关规定。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条第2项规定,“外国公职人员”系指外国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以及为外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任何人员。同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条第1项也规定了“公职人员”的范围，系指：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在缔约国中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无论长期或者临时，计酬或者不计酬，也无论该人的资历如何；依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其他人员；缔约国本国法律中界定为“公职人员”的任何其他人员。根据上述规定，“外国公职人员”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外国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这是从职务上限定的公职人员范围。二是行使公共职能的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为外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任何人员。这是从事务上限定的公职人员范围。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