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法的一个永恒而沉重的话题——
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

甘肃省漳县人民法院 任玉林

[摘要] 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是当前法院工作的一个中心议题。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审判主要依据成文法进行，成文法虽然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且在我国现阶段表现得较为突出，严重困扰着立法和司法。因此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对提高司法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立足于中国现实，着眼于中国古代和世界范围，从理论和实务的角度对成文法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并对克服手段及中国目前应注意的几个突出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给对新时期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作用的司法能力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 成文法 局限性 认识与克服

成文法（written law）也称制定法，是由一定的国家机关以国家的名义，依照特定程序创制的，以文字的条文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法律的总称，它的文本通常被称为法典。成文法的出现与繁荣是历史的必然和进步。我国从春秋战国时制定公布成文法以来至今，一直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世界上在欧、美、亚、非洲及一些特定的地区，采取成文法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很多，即使在采取不成文法（unwritten law）制度的英美法系国家中，成文法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成文法以其明确具体、稳定（严格的修改废止程序）、较好的预防作用、有利于社会的安全自由及改革等优越性在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然而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成文法从诞生时起就带着巨大的阴影——局限性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它，困扰着制定和适用它的国家和人们。这是一个永恒而沉重的历史规律和现象，在大力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的今天，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是中国古代
法制史上的一个沉重话题

（一）理性而正确地认识“制律—补律—代律—破律”的周期律。
中国历史上的特别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几乎都在建国之初由皇帝亲自主持，倾举国律学才俊之力、汇集历代律典之精华、精雕细琢制定出一部精致完备的法典作为“祖宗成法”，让后代信守，且不容做任何修改。从《法经》肇始，到《秦律》、《汉律》、《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等的制定都是如此。《宋刑统》是开国皇帝赵匡胤首肯的宋代第一部法典，历代君主都不敢轻易改变；《大明律》定本后，朱元璋命令子孙嗣君不得更改，“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1）然而，这种超刚性的“完美”法典，适用不长时间，后世皇帝就冒着“不孝”的指责，先是“以敕（例）补律”、“律敕（例）并行”、随后“以敕（例）代律”、最后干脆“以敕（例）破律”了，基本上形成了周期性的规律，（2）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
对这种现象，几乎所有现行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都持批判态度，认为是“造成了混乱，破坏了法制，产生了恶劣后果”。孰不知这是由成文法的固有局限性造成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有其必然性和正确性。因为从开国之初到王朝的中后期，少则几十年，多则成百年，法典适用的政治经济条件已发生了很多变化，“祖宗成法”已不能解决当时的新情况，然“定律不可改”，虽经过如“成祖诏法司问囚，一依《大明律》拟议，毋妄引榜文条例为深文……成化元年又令谳囚一依正律，尽革所有条例”（3）的痛苦挣扎，但最后都不得不走“破律”的历史老路，特别是在不得不变法的特殊时期，“破律”更是必然——北宋编敕142种，其中神宗时期64种，约占总数的一半，敕条之多、规模之大，远超历代，盖因神宗时期面对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不得不任用王安石变法。敕、例因其针对性强、灵活、便捷的特点，能迅速适应大量新的复杂情况，不失为有效的办法，故历代都用之不疲。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理性而正确地认识。
（二）中国古代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
古人并不比今人愚笨，先贤对成文法的局限性早有认识，如《吕氏春秋》中就有精辟论述，（4）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还创造了“刻舟求剑”等成语，批评“以死守法”，提倡“因时变法”；韩非的“法与时转则治”等都是至理名言。统治者对此也有认识，如宋神宗从改革角度出发，宣布“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而律恒存于敕之外。”
（三）中国古代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成功经验与历史教训。
1. 法律形式的多样性。中国历代的法律形式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律”，而是多种形式并存，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法网体系。如秦朝的令、制、诏、程、课、式、廷行事，汉朝的令、科、比，唐朝的令、格、式、敕、典、例，宋朝的敕、令、格、式、断例、指挥、申明、看详，明朝的令、诰、例、诏等，都是对基本成文法“律”的补充。其中有的是通过立法，用成文法的形式补充，如敕、令、格、式、典、例等，有些则是用不成文法的形式补充，如廷行事、断例等，“律所不载，然后用例”。比也是常用的手段，“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5）汉律中有“决事比”，《唐律》五百条，向称完备，也有类推，《清律》中亦规定：“律无正条，则比引科断。”上述诸种法律形式并用，相互补充、完善，使整个法律体系既有相对稳定性，又有一定灵活性，更好地发挥了法律作为社会调节器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2. 实质为道德和习惯法的“礼”是极其重要的法源。礼是中国古代法文化的核心，经过汉代的“春秋决狱”，魏晋南北朝的“引礼入法”，直至隋唐的“一准乎礼”，浸透在中国古代法律之中，“礼法互补，综合为治”。《唐律疏议》开篇就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阳晓秋相须而成者也。” 封建统治者并将许多原属礼的规范赋予法律的形式，同时礼也是调整民事关系的重要工具。
3. 重视法律解释。汉代法学是从经学中发展而来，自董仲舒开“引经决狱”之先河，两汉名儒皆以“经义决狱”为时尚，如公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十余家学派，竞相以儒家经义解释法律。晋代杜预、张斐为《晋律》作注，并说：“今所注皆网罗注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6）其目的是“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尤其是他们的注解，经朝廷认可颁行天下，与律文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故后世又称《晋律》为“张杜律”。唐《永徽律》制定后，又命皆是一时之选的19位“解律人”对之进行疏解，是历次修律活动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疏文与律文合为一体，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这些解释对成文法起了极大的补充作用。
4. 在特殊时期对法律做重大变革。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法事件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除去政治因素外，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法律的变革，故名“变法”。就是因为原有的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现时的需要，敕、令等“小变”已无济于事，必须进行大的系统改革。为此许多人付出了惨重甚至生命的代价。
中国古代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既有上述成功经验，也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虽然对成文法的局限性有所认识，但未形成系统完备的理论，特别是补充理论；虽然有许多克服手段，但没有控制好，甚至失控，发生混乱，这主要是指对敕、例未做必要而有力的限制，使灵活性变质为随意性，从而破坏法制，如宋仁宗本人就说：“今之编敕，皆出律外，又数更改，官吏且不能晓，百姓安得闻之。”（7）唐玄宗也说：“如闻用例破敕及令格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不得更然。”（8）这些教训应该成为今天的殷鉴。

二、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一）自法典化运动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历来存在着有关法典合理性问题的争论。法典是成文法的代表，法典化反映了人类统一法律的愿望和以一部完善的法典一劳永逸地调整社会关系的企图。从迪伯与萨维尼的争论，到潘德克顿与日耳曼法学派的论争；从19世纪末以埃尔利希为代表的自由法学否定法典的功能，主张自由发现法律、发展活的法律，到韦伯强调法典的形式合理性，争论一直不断。西班牙法学家早就提出过“后法典化时代”的概念，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教授那达林若•伊尔蒂（Natalil Irti）1978年发表论文《解法典化时代》（L’eta delladecodificazione），公开向传统法典化挑战，从而开创了“解法典化” （Decodification）思潮。其实，解法典化现象几乎早在所有民法典国家都存在，没有哪几个国家能够坚守住民法典的纯粹性，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先后都有用特别法和判例解法典的实际行为。
（二）概念法学的破产为成文法国家敲响了警钟。概念法学是一种在世界上影响很大的法学流派，（9）其主要观点为：在法律源渊上，独尊成文法典，认为法典是唯一法源，排斥习惯和判例等的法源地位；在法律体系上，强调逻辑自足性，对法典的内容完全自信，对条文的逻辑严谨津津乐道，对法律概念的准确孤芳自赏；完全否定法官的能动作用，认为法官仅仅运用逻辑三段论推理，使法官沦为适用法律的自动机器，视判决为“复印”法律条文的过程；在法律解释上，强调逻辑操作性，仅限于逻辑、文义和体系解释；认为法学是纯粹的理性认识，不需要价值判断，只讲合法性，不讲合理性，只讲安定性，不讲灵活性。概念法学无视成文法的缺陷，最后导致“恶法亦法”的恶果，严重干扰了纽伦堡审判，先后受到新自然法学、目的法学、自由法学、科学法学、利益法学、社会法学等法学流派的群起严厉批判，最终破产。从而敲响了清醒认识成文法局限性的警钟。
（三）成文法国家大量吸收不成文法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一些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审判尽管以成文法为主，但也在逐步学习判例法系的灵活性、实用性，判例制度较为发达。德国、法国利用判例修正已使用一百多年的民、商法典；德国、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最高法院或联邦宪法法院在宪法问题上的判决具有约束力；法国最高法院承认自己公布的判例具有权威，而其行政法则主要是判例法；日本规定违反判例和违反宪法一样，可以作为上诉理由，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都出版有判例集，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许多成文法国家如马达加斯加、坦噶尼噶及非洲的一些国家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都不同程度的保留并系统编纂了习惯法。

三、对成文法局限性的理性分析

以上古今中外的种种法律现象都表明一个结论，这就是成文法有着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缺陷——局限性，对此我们应有一个清醒认识和理智分析，这在成文法国家显得尤为必要。
（一）哲学分析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统一的正反两个方面，“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10）对成文法这一法律现象也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它既有优越性也有局限性，但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注重其优越性而忽视其局限性，这是大多数人通常的思维习惯。
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来看，成文法为形式，它所反映的内容为社会生活，内容决定形式。事物的发展是其内部一系列矛盾运动的结果。在成文法体制下，由于成文法的相对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易变性的矛盾，立法者认识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的无限性的矛盾，法律的正义性与法律具体规定在特殊情况下适用的非正义性的矛盾，再加上语言文字对立法意图表述功能的有限性，必然使成文法的局限性始终难于避免，成为永恒的客观存在。
（二）具体分析
具体来说，成文法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1. 滞后性。在整体上成文法与社会生活不能同步发展，永远落后于社会实际。“时代是进化的，法律是保守的。”（11）成文法制定出来后，在一定时期内就不变了，不能朝令夕改，这就是成文法的稳定性，因此有人说，法律如同文学作品，从颁布的那一刻起就僵死了；但社会生活却在一刻不停的发展变化，不可能因为制定了法律或没有法律调整而停止运动；而立法又不能及时跟进，因为立法要有一个从立项、调查、起草、讨论、审议、通过、公布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会很长；尽管在立法时都比较重视法律的前瞻性，但对未来的预测不可能都是准确全面的。“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的缺口的结合，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把这缺口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谈到的社会是前进的。”（12）故成文法的滞后性在所难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法律也就对社会起不到好的作用，甚至会阻碍其发展，如计划经济时的法律法规，会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
2. 不周延性。成文法不能全面反映和规范社会生活，有相当一部分社会关系游离于法律之外。立法是立法者理性思维的产物，实质上是人们的一种认识活动，而认识本身就有不全面、不正确的成分。面对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立法者煞费苦心也无法做到无一遗漏，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法律漏洞不可避免，表现在实践中就是立法空白。“绝大多数的立法历史表明，立法机关并不能预见法官可能遇到的问题。”（13）这样大量新型或“怪异”案件如爱心捐款归属案、侵害死胎案、明星广告误导索赔案、环境行政诉讼案、艾滋病人故意咬伤他人传播艾滋病案、帮助小偷兑现欠条案等按现行法律很难审理，（14）就会出现专门钻法律空子的“定向犯罪”。（15）
3. 不协调性。由于利益冲突，立法的主体、时间及具体情势等的不同，再加上立法者也有难以避免的技术失误等原因，一些成文法矛盾丛生，不相协调，产生“法律打架”的问题，尤其是在新旧法交替时期，会造成混乱和法律适用的困难。成文法数量很大，特别法与普通法、新法与旧法、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矛盾比比皆是，虽然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冲突解决原则，但根据上述原则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从另一角度看，此法与彼法、同一部法律的不同条文、甚至一部法律的同一条文中的不同款项之间都可能有矛盾。如：现行《破产法》与《担保法》关于职工劳动债权与担保债权到底谁应在清算程序中优先受偿的规定有矛盾，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担保法》第6、21等条与第28条之间及第28条1、2款之间，也有逻辑矛盾。（16）大陆法系的民法中，在涉及“物”的领域，把人看作是“不愠不怒、不喜不悲”的“抽象人”、“理性人”，而在人作为主体的领域（人格和身份），则将人看作是有七情六欲的“具体人”；并以此为逻辑起点，规定对物的损害只赔偿经济损失，而对人的伤害除赔偿经济损失外，还要赔偿精神损失；从而导致人饲养的宠物受到伤害后，不能赔偿主人精神损失的有悖常理的结果，这是立法者人为割裂而造成的矛盾。
4. 不合目的性。成文法用文字条文表达立法意蕴，但二者之间并不完全合拍，有时词不达意，会出现不完善与不周密的问题，不能准确表述。这就更需要法律解释，而这种解释是否体现了立法原意，也难以保证。
5. 不确定性。成文法用书面语言来表述，而书面语言本身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特别是汉语的多义性，很容易使人对法律条文、概念产生歧义，有多种理解和解释，造成模糊不清的结果。尤其是有些弹性较大的语词如“正当理由”、“显失公平”、“诚实信用”、“重大误解”、“处理”等兼具日常用语、法律用语甚至文学用语的功能，内涵模糊丰富而外延又难以确定，越解释越迷糊。实践中各个法院会有不同理解，导致同案异判，难怪乎我国法官对法条释义之类的书籍格外垂青和渴望。
6. 限制甚至窒息法官的创造性。从中外历史上看，成文法就是为防止“官断十条路，九条人不知”的法官擅断而制定的，有其进步性。但这也在同时限制甚至窒息了法官的创造性，而创造性是司法能力的最高境界，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既有法律的缺陷。在成文法下，立法与司法严格分离，法官受律条约束较为严格，仅仅是法律的执行者，难以根据公平正义原则实施法律，极可能对无法可依的情况无可奈何。我国法官对审委会过度依赖，在这方面的表现则更为突出。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极难产生象英美法系国家的卡多佐、丹宁那样著名的法官。这种状况极不利于司法能力的提高。

四、我国现阶段对成文法局限性应采取的克服手段

（一）依宪法补充。法院能否适用宪法判案，历来有人持否定态度，但笔者认为：宪法序言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当然包括法院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法院最主要的活动——审判活动也就必须以宪法为根本准则和法律依据，因此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是可以适用宪法原则，引用宪法条文的。但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不可随意引用，只有当普通法律无具体规定，而宪法有原则规定及相关精神时，方可作为补充方法援用。在刑事案件中，定罪科刑不需援引宪法，但可把宪法条款作为认定被告人无罪的直接法律根据，否则就剥夺了被告人用宪法条款作无罪辩护的权利。最高法院针对“齐玉苓案”和“工伤概不负责案”作出的司法解释就是很好的说明。
（二）适用法律基本原则和精神。成文法局限性的客观存在，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留下了余地。这就需要寻求一条协调立法与司法相互关系的新途径，即是在部门法中根据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要求，确定几条具有普遍适用价值和一定弹性的基本原则，把自由裁量权限制在基本原则要求的范围之内。于是法律基本原则也就通过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与限制发挥着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功能。
贵州省卫生厅


贵州省卫生厅关于印发《贵州省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黔卫发〔2008〕108号


各市（州、地）卫生局，省直各医疗卫生单位，省内各医学大专院校，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保护实验室人员和公众健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我厅制定了《贵州省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定（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贵州省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定（试行）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二日





附件：

贵州省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保护实验室人员和公众健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省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实验室及其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监督管理。

　　本规定所称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够使人致病的微生物。

　　本规定所称实验室，是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教学科研机构、菌（毒）种保藏机构及其他单位设立的与人体健康有关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本规定所称实验活动，是指实验室从事与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有关的研究、教学、检测、诊断等活动。

　　本规定所称实验室生物安全，是指为了避免危险生物因子造成实验室人员暴露、向实验室外扩散并导致危害的综合措施。

　　第三条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坚持“预防为主、依法管理、科学规范”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省卫生厅成立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厅长任组长，成员由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政策法规、医政、疾控、科教、应急、中医等局（处、室）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是省卫生厅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决策机构，负责实验室生物安全组织管理、协调指挥及重大事项决策。

　　第五条 省卫生厅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省卫生厅科教处），为其常设管理机构。其职责是：

　　（一）负责全省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实验室及其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

　　（二）负责办理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及生物样品运输的审批；

　　（三）负责办理在三级（BSL—3）实验室开展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审批；

　　（四）负责全省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一级（BSL—1）、二级（BSL—2）实验室备案及情况汇总；

　　（五）组织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监督检查；

　　（六）组织实验室人员生物安全培训；

　　（七）承担其他生物安全管理的监督工作。

第六条 省卫生厅成立由病原学、免疫学、检验医学、流行病学、临床医学、医院感染和实验室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负责全省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设立与运行的生物安全评估和技术咨询、论证工作。

第七条 省卫生厅负责全省各实验室及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八条 市（州、地）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含部、省级直属单位）所有BSL—1、BSL—2实验室备案及其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九条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负责辖区实验室及其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章 病原微生物管理

第十条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及样本管理按照卫生部《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分类进行。

　　第十一条 采集病原微生物样本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配备与采集病原微生物样本所需要的生物安全防护水平相适应的设备；

　　（二）从事采集病原微生物样本的工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

　　（三）具有防止病原微生物扩散和感染的措施，对样本的来源、采集过程和方法等作详细记录。

　　（四）具有保证病原微生物样本质量的技术方法、手段和储存条件。

　　第十二条 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按照《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45号）执行。

　　省内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由省卫生厅审批；跨省运输须由省卫生厅进行初审后，报卫生部审批。

　　第十三条 实验室需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时，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一）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目的、用途和接收单位符合《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45号）；通过民航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的，其容器和包装材料应符合国际民航组织《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Doc9284）规定的要求。

　　（二）存放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的容器必须密封，容器或包装材料还应符合防水、防破损、防外泄、耐高（低）温、耐高压的要求，并有符合规定的生物危险标识、警告用语和提示用语。

　　（三）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应当由不少于２人的专人护送，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确保所运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的安全，严防发生被盗、被抢、丢失、泄漏事件。

（四）不得通过公共电（汽）车和城市铁路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

第十四条 省内国家指定的菌（毒）种保藏机构（以下简称“保藏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国家保藏机构管理办法，承担集中储存实验室送交的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并向实验室提供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的任务。

第十五条 保藏机构应当建立严格的安全保藏制度，做好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进出和储存的记录，建立档案制度，并专人负责。对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应当设专库或专柜单独储存。

第十六条 保藏机构应当凭实验室取得的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批准文件，向实验室提供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并予以登记。

第十七条 实验室在相关实验活动结束后，应当依照卫生部的规定，及时将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就地销毁或交保藏机构保存。实验室就地销毁或送出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均应当做好相关记录。保藏机构接收实验室送交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应当予以登记和开具接收证明。

第十八条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在运输、储存中被盗、被抢、丢失、泄漏的，按《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及时报告和处理。

　　

第四章 实验室管理

第十九条 实验室实行分级管理。

　　根据实验室对其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和生物安全国家标准，将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分别以BSL-1、BSL-2、BSL-3、BSL-4代表。BSL-3、BSL-4实验室实行国家认可制度，BSL-1、BSL-2实验室实行备案管理。

BSL-1、BSL-2实验室为基础实验室，不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从事实验活动按《条例》和《名录》的规定进行。

第二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BSL-3、BSL-4实验室必须按《条例》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已经建成并通过国家认可的BSL-3、BSL-4实验室，应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并接受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申请从事《名录》规定在BSL-4实验室进行的实验活动或者申请从事该实验室病原微生物名单和项目范围外的实验活动的，由卫生部审批；申请从事该实验室病原微生物名单和项目范围内且在BSL-3实验室进行的实验活动，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并报卫生部备案。

　　第二十二条 已建、新建、改建或者扩建BSL-1、BSL-2实验室，须向各市（州、地）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各市（州、地）卫生行政部门每年3月1日前将备案情况汇总后报省卫生厅。

　　第二十三条 设立实验室的单位负责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实验室负责人为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实验室日常活动的生物安全管理。

第二十四条 设立实验室的单位应成立生物安全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其职责是：

（一）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负责管理和实施本单位的生物安全工作。

（二）制定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三）对本实验室所操作生物因子的生物危险程度进行评估，审查和批准在实验室开展的实验项目；

　　（四）审查操作程序，监督和检查有关法规和操作规程的执行情况；

　　（五）审查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对实验室事故进行评估，提出处理和改进意见；

　　（六）对实验室人员实施医务监督等。

　　第二十五条 设立实验室的单位必须建立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编制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制定科学、严格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保卫措施。

　　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内容包括：生物危险、消防设施、电气安全、化学品安全和危险废物处理等。

　　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实验室人员培训制度，实验室准入制度，实验室设施设备的监测、检测和维护制度，健康医疗监督制度，事故和职业性疾病报告制度，生物安全工作自查制度，实验室资料档案管理制度，安全保卫防盗、防火制度等。

　　第二十六条 实验室应根据国家标准和实验室技术规范有关要求，编制本实验室标准操作规程，包括：实验室生物安全标准操作规程，检测研究实验操作规程，相关仪器设备使用规程，个人防护设备使用规程，实验室消毒规程，危险废弃物的处置规程，尖锐器具的安全操作规程，实验紧急情况处理规程等。

　　实验室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标准操作规程。实验室负责人应当指定专人监督检查实验室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的落实情况。

　　第二十七条 设立实验室的单位应当每年定期对所有进入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考核，保证其掌握实验室技术规范、操作规程、生物安全防护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实验室工作人员在上岗前必须取得省卫生厅或卫生部监制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岗位培训证书》，作为上岗的依据。

　　设立实验室的单位必须建立并保存人员培训和考核记录档案。

　　第二十八条 生物安全柜每年必须进行一次常规现场检测，在移动、检修和更换高效过滤器后也要进行检测。

　　第二十九条 实验室必须建立实验档案，包括实验室安全记录，工作日志，实验原始记录，设备条件监控及检测记录，消毒记录，事故（暴露）记录，人员培训记录，人员健康档案等。

　　实验室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档案保存期，不得少于20年。

　　第三十条 实验室应当依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办法》（环保总局令第32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废水、废气以及其他废物进行处置，并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防止环境污染。

　　

第五章 实验室感染的预防和控制

第三十一条 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必须制定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并报省卫生厅备案。

　　第三十二条 设立实验室的单位应当指定具有与该实验室中的病原微生物有关的传染病防治知识的专门部门或人员负责实验室感染预防控制工作，定期检查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保存与使用、安全操作、实验室排放的废水和废气以及其他废物处置等规章制度的实施情况。

　　第三十三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与本实验室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或体征时，实验室负责人应当向单位领导报告，同时派专人陪同及时就诊；就诊时，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当将近期所接触的病原微生物的种类和危险程度如实告知诊治医疗机构。

　　设立实验室的单位应当为接触可能造成重大公共卫生危害的病毒或细菌等病原体的实验室人员确定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或具备传染病预检分诊和消毒、隔离、防护等诊疗条件的综合医院作为定点收治医院。

　　第三十四条 实验室发生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当立即采取控制措施，并同时向单位领导报告。

　　第三十五条 单位领导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启动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确认发生实验室感染或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的，应当依照《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报告，并同时采取控制措施，对有关人员进行医学观察或隔离治疗，封闭实验室，防止扩散。

第三十六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关于实验室发生工作人员感染事故或病原微生物泄漏事件的报告，或者发现实验室从事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造成实验室感染事故时，应当立即组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以及其他有关机构依法采取下列防控措施：

（一）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对相关人员进行医学检查；

　　（二）封闭被病原微生物污染的实验室或可能造成病原微生物扩散的场所；

　　（三）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

　　（四）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五）进行现场消毒；

　　（六）其他需要采取的预防、控制措施。

　　第三十七条 医疗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医务人员发现由于实验室感染而引起的与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的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诊治的医疗机构应当依照《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进行报告。接到报告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条例》第四十六条和本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第六章 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省、市（州、地）、县（市、区、特区）三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条例》，依法加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监督检查。

　　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督检查内容包括：实验室和实验活动认可、审批、备案情况；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组织机构与管理制度建设情况；人员资质与人员培训情况；病原微生物标本采集、菌（毒）种或标本运输和保藏情况；危险废弃物处置情况等。

　　第三十九条 实验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一）未按相关法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或登记备案从事实验活动的；

　 （二）从事与批准或登记备案不相符的实验活动的；

　　（三）缺乏必要管理制度造成生物安全隐患的；

　　（四）未按规定运输感染性样本或菌（毒）种的；

（五）未获得相应资质擅自保藏菌（毒）种的；

（六）对执法监督检查活动不予配合，拒不提供相关信息的。

　　第四十条 对违法行为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由省卫生厅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贵州省卫生厅关于做好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的通知》（黔卫发〔2006〕163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