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地方性法规起草和行政规章制定程序的规定
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地方性法规起草和行政规章制度程序的规定》已经海南省人民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使海南省人民政府起草地方性法规、制定行政规章的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海南省地方性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地方性法规，是指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在本省或海南经济特区范围内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省人民政府起草地方性法规的范围：
（一）为在行政方面保证宪法、法律、国务院行政法规贯彻实施，应当以地方性法规加以补充和具体规定的事项；
（二）为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以地方性法规加以规范和保障的事项；
（三）对行政工作的重大决定或措施，需要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由司法机关保障实施的事项；
（四）省人民政府履行行政管理职能，需要以地方性法规形式规范的其他事项。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规章，是指省人民政府为了履行行政管理职能，领导和管理本省的各项行政工作，制定并以省人民政府令形式向社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制定行政规章的范围：
（一）法律、行政法规在本省实施，应当由省人民政府加以具体规定的事项；
（二）为组织实施省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应当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实施细则的事项；
（三）为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定地方性法规尚不成熟，需要以行政规章形式加以规范的事项；
（四）规范行政机关自身活动的事项；
（五）省人民政府履行行政管理职能，需要以行政规章形式规范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省法制部门是起草地方性法规、制定行政规章工作的主管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编制起草地方性法规、制定行政规章的年度计划（草案）和规划（草案），组织有关部门执行年度计划；
（二）指导和协调各有关部门做好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起草工作，组织有关部门联合起草或主持起草调整范围广、涉及部门多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
（三）对有关部门起草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送审稿进行审查和修改，负责将审查和修改后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审查稿报省人民政府，并报告审查意见；
（四）负责对地方性法规在权限范围内的解释工作和对行政规章的解释工作；
（五）负责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汇编和行政规章的编纂、行政规章译文的审定工作，适时组织有关部门对已发布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进行清理，并提出修改或废止的意见；
（六）负责对全省政府系统立法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
（七）起草地方性法规、制定行政规章的其他工作。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本规定负责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起草工作，协助省法制部门做好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审查工作。

第二章 立法计划和规划
第六条 起草地方性法规和制定行政规章工作应当编制年度立法计划和一定年度的立法规划。立法计划和规划由省法制部门负责综合、编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港、澳、台同胞和国外人士均可向省人民政府提出制定或修改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建议。建议应当以书面形式送省法制部门。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应当根据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规划和《海南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规体系框架》，结合本部门的实际，于每年10月底前，向省法制部门报送下一年度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立法计划项目草案。
报送的下一年度立法计划项目草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地方性法规或行政规章的名称；
（二）制定地方性法规或行政规章的依据和目的；
（三）地方性法规或行政规章的调整对象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四）单位起草小组人员、上报草案时间。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逾期未报送下一年度立法计划草案的，其职能范围内的立法计划，由省法制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九条 省法制部门编制的年度立法计划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由省法制部门负责组织、督促、指导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实施。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未按年度立法计划要求完成起草任务的，应当向省法制部门书面说明原因，由省法制部门提出意见报告省人民政府。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执行年度立法计划过程中，认为需要调整计划项目的，应当向省法制部门书面说明理由。省法制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年度立法计划作个别的、必要的调整，经分管的省人民政府负责人同意后，责成有关部门执行，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涉及地方性
法规计划调整的，应当同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三章 起 草
第十一条 负责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起草工作的省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成立起草小组，确定一名负责人主管起草工作。
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主要内容涉及两个以上行政主管部门的，应当成立联合起草小组。联合起草小组的工作由年度立法计划中确定的主办部门组织。
必要时，省法制部门可以牵头组织起草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
起草小组、联合起草小组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加。
第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名称应当准确、明了。对某一方面工作作比较全面、系统规定的，用“条例”或“规定”；对某一方面工作作部分规定的，用“规定”；对某一方面工作作比较具体规定的，用“办法”；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具体化的，称
“实施办法”或“实施细则”。行政规章不得称“条例”。
第十三条 起草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应当结构严谨，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用词准确、规范。其主要内容应当包括：
（一）制定目的、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和主管机关；
（二）需要作出规定的实体规范或程序规范；
（三）法律责任、施行日期；
（四）其他需要规定的内容。
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内容以条文形式表述，条下可以分款、项、目。条、款、项、目均应另起行。条应冠以“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等，款不冠数字，项冠以“（一）”、“（二）”、“（三）”等数字，目冠以“1．”、“2．”、“3．”等数字。
条文较多的，可以分章，章可以分节。
第十四条 起草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内容，对国家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行政规章的具体规定作出变通的，应当在起草说明中专项说明理由。
起草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拟代替本省现行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应当在附则中写明，并在起草说明中说明。
第十五条 起草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应当广泛征询有关方面的意见。被征询意见的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意见，经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并加盖公章后回复。逾期不回复的，起草部门应当催办。催办后仍不回复的，应当在起草说明里予以说明。
第十六条 起草部门对起草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在送审以前应当做好协调工作。起草部门内部或下属单位对起草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有分歧意见的，由起草部门协调；其他部门或系统外单位对起草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有分歧意见的，由起草部门邀请省法制部门共同进行
协调。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应当参加协调，协调情况由起草部门在起草说明中予以说明。
第十七条 起草部门起草重要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应当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并完整地记录或汇总专家的论证意见。
第十八条 起草部门在起草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完结时，应当撰写起草说明。说明内容应当包括：起草背景、依据，主要内容和可行性分析，重要条款的解释，解决的主要问题，征询意见情况和分歧意见协调情况，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十九条 起草部门完成起草工作后，应当将有关文件材料直接报送省法制部门审查。报送的文件材料应当包括：
（一）报请审查的函；
（二）地方性法规或行政规章的送审稿；
（三）起草说明；
（四）起草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及主要参考资料；
（五）各方面对征询意见的复函；
（六）专家的论证意见。
报请审查送审稿的函，应当经起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签发并加盖公章；联合起草的，应当经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会签并加盖公章。
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送审稿和起草说明应当一式20份，其他材料一式5份。

第四章 审 查
第二十条 省法制部门负责对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送审稿进行审查和修改。
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送审稿审查的重点是：
（一）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原则；
（二）是否符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和发展的实际需要；
（三）与本省现行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是否协调、衔接，改变本省现行相关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其改变依据和理由是否充分；
（四）对起草部门职权的规定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特区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是否规定了行使权力的程序和对权力的制约；
（五）对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是否属重复立法；
（六）征询意见是否全面，意见分歧较大的是否协调一致；
（七）结构、条文和用语是否符合立法技术要求。
第二十一条 未列入年度立法计划且未按本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办理手续的或属重复立法的，将原件退回送审单位。
第二十二条 送审稿内容有如下情形之一的，由省法制部门与起草部门再行商定起草思路，或由省法制部门提出新的起草思路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由起草部门重新起草：
（一）不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原则的；
（二）不符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和发展的实际需要的；
（三）与本省现行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不协调、衔接，或改变本省现行相关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其改变依据和理由不充分的；
（四）立法目的不明确的。
第二十三条 对未按本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报送有关文件材料，经催送后仍不补送的，中止审查，待文件材料补送齐全后才恢复审查。
第二十四条 征询意见不够全面或论证不够充分的，由省法制部门协助起草部门进一步征询意见或论证。
有关部门意见分歧较大，而起草部门未按规定进行协调解决的，由省法制部门协助起草部门进行协调。
第二十五条 送审稿经省法制部门审查、修改后，必要时可对审查稿再行征询意见，进行协调，组织论证。意见分歧较大，省法制部门协调不了的，可报请省人民政府有关领导协调。经过协调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省法制部门在审查报告中予以说明，提出处理意见，由省人民政府
常务会议审议。
第二十六条 省法制部门可以就送审稿所规范的内容，开展社会调查研究，考查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起草部门应予配合和协助。
第二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内容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重大权益或对海南经济特区有重大影响的，省法制部门可以将审查后的审查稿在《海南日报》上登载，公开征询社会各界的意见，然后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对审查稿再作修改。
第二十八条 省法制部门在审查工作的最后阶段，应当撰写审查报告。审查报告应当包括：审查过程，立法的必要性、依据和可行性，重要修改的说明，分歧意见的协调情况和处理意见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审查报告应当由省法制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第二十九条 地方性法规或行政规章的起草部门应当根据省法制部门的审查稿，向省人民政府作起草说明。
第三十条 省法制部门完成审查工作后，将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审查稿报送省人民政府。报送时，审查稿、审查报告和起草说明应当一式40份。

第五章 审议和发布
第三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审查稿，必须经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审议。
第三十二条 审议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审查稿，应当通知省法制部门和起草部门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三十三条 审议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审查稿时，应当由起草部门作起草说明，省法制部门作审查情况报告，然后由起草部门宣读审查稿全文，会议出席者对审查稿进行审议。
第三十四条 经审议未获通过的审查稿，由起草部门根据省人民政府的意见和决定重新修改，并在限定的时间内重新报送省法制部门，由省法制部门按照本规定重新予以审查。
第三十五条 经审议获原则通过的审查稿，由省法制部门会同起草部门根据省人民政府的意见和决定修改，报省人民政府核定。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收到根据省人民政府的意见和决定修改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稿，应当及时审核并报请省长签发；省长签发后，应当及时通知起草单位代表省人民政府对起草说明作相应的修改，然后按有关规定报送省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三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收到根据省人民政府的意见和决定修改的行政规章稿，应当及时审核并报请省长签发省人民政府令。省人民政府令应当及时在《海南省人民政府公报》和《海南日报》上刊登。必要时，还可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

第六章 解释、修改和废止
第三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其条文本身需要作出解释的，由省法制部门提出解释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通过《海南省人民政府公报》和《海南日报》刊登发布。该解释与行政规章具有同等效力。
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其具体应用问题，由该行政规章中确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在职责范围内进行解释，并报省法制部门备案。有关部门对解释提出异议的，由省法制部门提出解释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授权省人民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解释的，由省人民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在授权范围内作出解释。
有关部门对行政主管部门的解释提出异议的，按本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四十条 省人民政府起草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发布的地方性法规和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需要修改或废止的，参照地方性法规起草和行政规章制定程序办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行政规章发布、修改或废止后30日内，由省法制部门报国务院法制局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由省法制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0年3月11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地方性法规起草和行政规章制定程序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1995年4月5日
　　破产重整程序是对陷入困境的债务人企业进行拯救的法定程序。通过破产重整，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债务人企业、债权人、企业投资人以及第三人的利益。破产重整中，债权调整和出资人权益（股权）调整往往是重整计划的核心。从我国目前公司破产重整实践看，调整股东股权几乎均是重整计划的重要内容。《企业破产法》第85条第2款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第87条第2款第4项规定，出资人组未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法院在强制批准该草案时必须保证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这表明，出资人组表决同意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或者该事项经法院认定为公平公正的，出资人权益可以被调整。这些规范既有利于防止出资人的出资权益被不当侵害，也有利于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但是另一方面，在重整的股权调减中，[1]公司股东持有的股权上常常因该股东的其他债务关系而存在权利负担或保全负担（比如，该股权上设定有他人的质权 ，或者该股权因股东的其他债务关系被法院冻结），[2]调减该股权无疑会影响到上述相关权利人 （质权人或者其他请求冻结股权的股东之债权人）的利益，此时如何协调股权调减行为与股权负担相关权利人之权利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企业破产法》对如何解决该类问题未作明文规定，而实践中多宗公司重整案件中均出现该类问题，在此，笔者试对上述问题的解决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破产重整公司股权负担的一般情形

股权是现代经济中常见的资产形态，其既属于公司股东的重要财产从而能发挥财产权的功能，又能与其他资产共同构成市场主体的责任财产从而发挥对相对人的一般担保功能。就股权的财产权功能而言，权利人可以凭借股权分享公司盈利，可以将股权用于交易，还可以在股权上设定质权，最终为权利人积极地创造财富。就股权的一般担保功能而言，股权可以增强权利人的清偿能力，普通债权人可以通过保全股权以保障债权安全。这些内容共同构成股权的经济功能。股权质押与股权保全是股权经济功能的重要方面，二者实际上均是在不同程度上限制股东的自由，均是在股权上设定负担以保障（主）债权的实现：前者是在股权上设定担保物权，在股权利益上为质权人创设优先权，属于权利负担。后者是通过公权力对股权权利人的转让自由予以限制，属于保全负担。本文将股权上的权利负担和保全负担统称为股权负担。

因为股权所保障的（主）债权的实现程度存在差异，所以在公司破产重整过程中股权负担可能表现为以下几种状态。

一是在重整计划被批准 （包括债权人会议通过后法院批准和法院强制批准两种方式）前，股权负担对应的债权已经到期，债权人主张就股权负担行使相应权利且已经取得执行名义并已进入执行程序。具体地说，在股权质押的情形下，质权人（即主债权人）在主债权给付之诉中已经胜诉，其凭藉生效裁判文书请求法院强制执行股权以清偿债务；在股权保全的情形下，债权人在债权给付之诉中已经胜诉，其凭藉生效裁判文书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已经被冻结的股权以清偿债务。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股权负担的权利人之权利如何实现，重整计划制订中股权负担的权利人是否具有一定的地位。

二是在重整计划被批准前，股权负担对应的债权已经到期，但债权人未就股权负担主张行使相应权利，或者虽就股权负担主张行使权利但尚未取得执行名义。这里主要包括如下两种情况：（一）重整计划被批准前，股权的质权人（即债权人）享有的主债权已到清偿期，但质押权人未主张行使质权清偿债权，或者虽向法院请求行使质权但其请求尚未获得生效裁判文书支持；（二） 重整计划被批准前，债权人（即股权保全负担的权利人）享有的债权已到清偿期，债权人也已就已保全的股权主张行使相应权利，但在重整计划批准时，债权人的主张尚未获得生效裁判文书支持。这种情况下，因债权人主张股权负担相关权利的诉讼独立于破产案件，且两者往往由不同的法院审理，所以需要考虑的是两个诉讼程序间的关系。质言之，破产案件审理程序是否需要待债权人就股权负担主张相关权利之程序终结后再进行，以及破产案件审理法院是否有必要向（股东的）债权人释明提起相应的诉讼。

三是在重整计划被批准后，股权负担对应的债权之清偿期才届至且股东未清偿该债务，但是，经股东表决之重整计划又决定调减股东股权，而此时真正对该股权享有实质权利的质权人或者保全权利人未表达意见。比如，重整计划被批准后，质权人的主债权清偿期届至但股东不能清偿债务，质权人欲行使对股权的质权但该股权被重整计划调减给第三人；或者重整计划被批准后，股东的债权人请求股东清偿到期债务并对股权进行了冻结，并要求就股权拍卖、变卖所得受偿。这种情形下，因股权已被重整计划所调减，股权的调减及后续变更登记将与股权负担之权利人的主张直接冲突，此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重整计划的约束力和执行力问题。

二、破产重整公司股权的意义与价值

不难发现，无论破产重整公司股权负担处于何种状态，其与股权调减冲突之核心均在于股权价值的分配。如何看待破产重整公司股权价值决定着能否妥善协调股权调减与股权负担。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破产重整实际上可以归为两类，一是资不抵债型的破产重整；二是资能抵债型的破产重整。两类情形下公司股权价值并不相同。

（一）资不抵债型破产重整公司的股权价值及意义

资不抵债型破产重整公司股权价值问题在前些年“郑百文”重组案中就已涉及。[3]大多论者意见认为，公司资不抵债时净资产为负，股权对应价值为零，如果此时公司进入破产清算，股东将不能从公司获得任何资产，股权对股东也没有实际意义。美国法院在判定股东对破产重整公司的控制权时常常采用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 “资不抵债”标准，认为如果公司处于资不抵债状态时，股东没有控制权。在Manville公司重整案中，股权持有者委员会要求召开股东大会更换董事会成员，法院在判断是否承认股东权利时论证道“如果Manville公司已经被认定为资不抵债，那么股东在公司中缺乏衡平权利，否认召开股东大会的权利是正确的”。[4]可见，在资不抵债情形下，因为股权没有实际价值，所以股权对股东不再具有意义，二者间也不再存在紧密关系，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可以认为公司资不抵债时股东股权可以被清零。

进一步的问题是，该股权对股权负担之权利人具有何种意义？有观点认为，资不抵债的标准存在模糊性。简单地以表面的资不抵债来对待股权将掩盖股权的真实价值。资不抵债情形往往仅意味着企业的清算价值为负，但并不意味着企业及其股权毫无价值。实践中资不抵债型破产重整公司股权在变价时往往还能获得一定的价格便是很好的诠释。尤其是我国当前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还是稀缺的“壳资源”，所以表面上的资不抵债并不意味着股权没有价值。股权虽然对股东没有意义，但对股权负担之权利人则具有重要价值，所以在股权负担的权利人就股权实现相应权利前，股权负担的效力应当充分维护，比如，重整计划被批准后，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调减股东股权，如果该股权之前已被股东的债权人申请冻结，那么未经该债权人同意，重整计划中股权调减事项不得进行。

对以上观点，笔者认为，第一，资不抵债有时难以界定并不意味着不能界定，在估值标准存在差异时，法院应当选择公允标准。德国《破产法》第19条第2款规定债务人的财产不再能够抵偿现有债务，即为资不抵债。但在评估债务人财产时，根据各种情况显示仍然极有可能继续经营企业的，应以继续经营企业作为评估基础。可见德国判断资不抵债并不局限于法院受理破产时的资产负债表状况，而是根据企业的经营价值来灵活判断。

第二，公司价值虽然存在清算价值和运营价值的区分，但运营价值是在清算价值基础之上的未来价值，运营价值能否实现取决于公司重整能否成功以及未来的经营是否正常，实践中对资不抵债型重整公司股权变卖所获取的对价本质上仅是市场对公司未来良好期待的反映，该股权也只是一个风险和收益并存的两面体。换言之，该股权价款是因为买受人看好债务人公司重整前景，相信能从企业重整成功后的股权增值中获得回报。所以此时股权形成的价格并不是当下股权的实际价值，而是潜在的未来价值，该价格是未来重整成功的溢出效应，该效应实际是重整各方创造的，而与未参与重整的股权负担之相关权利人关系不大，在一般意义上股权负担之相关权利人并不当然应该获得该笔潜在价值，故在资不抵债型重整中对股权负担人的利益不需要特别考虑 （一般来讲重整成功后股权负担之相关权利人仍能从调减后的剩余股份的增值中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即使认为前述股权具有价值的观点也不得不承认，股权在重整过程中虽然有可能存在利益，但这时的股东权益已经成为序列最低的权益，只有实现有效率的重整，最大化公司的价值，股权权益才能够得到保护。[5]所以可以说，资不抵债型重整公司的股权价值是由重整所形成，保障重整成功才是问题的关键。在重整程序顺利推进和股权负担相关权利人之权利保障两者之间，前者具有更广泛的维护利益，且后者之实现须以前者之成功为条件。因此，在二者发生冲突时，应以保障重整的顺利进行为优先。

关于我国当前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中“壳资源”是否应作为股权价值予以特别考虑的问题，我们认为，“壳资源”发挥作用的前提仍然是公司重整成功。公司重整失败时上市公司的股权价值仍然归零，所以保障重整成功仍然应优先于股权负担人的相关权利。而且，“壳资源”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现象，当前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在新股发行制度、公司退市制度等方面正在积极改革，未来“壳资源”应当不会成为股权定价的一个特殊考虑。所以从趋势上讲，上市公司股东股权负担的相关权利并无太多的特殊性。

第三，股权负担是否构成股东的债权人之持续信赖和长久保障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政策问题，规则一旦明确，市场主体会根据既定规则来应对与分配风险。资不抵债型破产重整中，适当阻隔股权与股权负担相关权利人间的紧密关系并不必然损害权利人之权利。既然股权在重整时的即时价值是重整成功的溢出效应，那么重整成功前（一般是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将股权视为无价值，也符合一般逻辑。

所以，笔者的结论是，资不抵债型重整公司股权对股东没有实际意义；对股东的债权人（即股权负担的相关权利人）之价值应服从于保障重整顺利进行之措施。

（二）资能抵债型破产重整公司的股权价值及意义

资能抵债的企业之所以也可以进行重整，一个广泛认同的原因是：企业经营状况恶化时，其越早进入重整程序，重整的成本就越小，而重整成功的希望也越大。有观点认为，资能抵债时，因为公司净资产大于零，故股权仍具有账面价值，该股权无论是对股东还是股权负担的相关权利人都具有实际意义。所以，在重整的股权调减中，股权负担相关权利人的权利应当同时予以考虑。对此提出异议的观点认为，为保证重整成功，即使在资能抵债的情形，股权负担的相关权利人之权益保障亦应劣后于重整中股权调减之需要。从目前司法实践情况看，这一争论仅具理论意义，因为目前尚未发现有资能抵债型重整的实例。但是，可以预见，今后这一问题会逐渐出现并越来越多，故仍需要深入研究。笔者认为解决该问题应把握的原则是：资能抵债型破产中，股权负担之相关权利人的权利保障一般应在重整程序中通过有关各方协商来解决；如果协商不成，那么重整程序应保障股权调减后上述权利人的利益不低于股权调减前其就股权负担可以获得之利益。

三、破产重整中股权调减与股权负担之协调

破产重整公司股权调减导致股权归属发生变动，而股权归属的变动会影响股权负担的相关权利人行使权利。通过对前述股权负担一般情形的梳理和对破产重整中股权调整的意义与价值的分析，笔者认为，在破产重整程序中权衡股权调整与股权负担，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债务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之后，其股东之债权人请求法院执行生效判决，拍卖、变卖股权以清偿股东债务，法院应否支持的问题

《企业破产法》第19条规定 ，破产申请受理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债务人的股东以对于债务人的出资承担有限责任，其因此取得的股权应属于股东自己的财产，执行股东财产以清偿股东债务，当然不应当适用上述法条的规制。亦即在一般情况下，债务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之后，对于其股东之股权的执行，并无中止的法定理由，因此，股东之债权人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请求法院执行其名下股权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然而，应当强调的是，企业破产重整一般均会涉及股权的调减，特别是对于企业经营失败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或者控制股东，其持有股权的调减幅度可能远远大于其它一般股东。此时因执行行为变动股权权属，可能对于重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带来困难。笔者认为，破产重整公司或者管理人认为针对股东股权的执行行为有碍重整进行，向法院请求中止执行的，或者审理破产案件的法院经审查认为执行行为明显不利于重整进行的，执行法院应当中止执行。

我们认为经当事人申请或者经法院审查决定，应当中止执行股东之股权的理由是，股东股权被变价清偿股东的债权人之债务后，股权继受人 （即新进入公司的股东）可能对重整的期待过高，或者有可能认为自己对公司经营失败没有过错而不愿意象原股东那样在股权调减问题上作出让步，从而增加重整的难度，有时甚至导致重整程序无法进行。况且，在公司资不抵债时，股权价值实际已为零，股权对股东的债权人之价值应服从于重整的顺利进行。所以，此时股东的债权人就股权进行的执行行为应当受到一定限制，以保障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