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农业发展基金管理实施办法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石家庄市农业发展基金管理实施办法
（1991年8月9日市人民政府第二十七次常务会议通过，1991年8月28日市人民政府令第31号发布，1997年12月30日市人民政府令第94号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业发展基金的筹措和管理，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根据《河北省农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农业发展基金的筹措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农业发展基金（下称农发基金），是指按规定渠道筹集的用于农业发展的专项基金。农发基金是财政支农资金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财政资金。
第四条 农发基金必须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第五条 农发基金的使用应统筹安排，避免分散或重复投资。
农发基金的使用，实行有偿和无偿相结合的办法。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确立农发基金筹措和管理的领导组织，负责本级农发基金的筹措、管理和使用。具体工作由市、县（市）、区、乡（镇）财政部门负责。
第二章 农发基金的筹措
第七条 县（市）、区财政部门应在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制定出本级当年农发基金筹措和使用计划，并报市财政局备案。
第八条 农发基金的来源：
（一）乡、镇、村及其联办企业税收，包括消费税、营业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比上年实际增加的部分提取百分之五十；
（二）农村个体工商户及私营企业征收的各种税款比上年增加部分提取百分之八十；
（三）耕地占用税县（市）、区留成的全部；
（四）农业特产税县（市）、区留成的百分之六十；
（五）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县（市）、区分成部分；
（六）多占、乱占耕地罚款的百分之五十 ；
（七）制药 、酿酒（含酒精）、淀粉等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盈利工业企业，按国家计划调拨粮食计算，每购进一公斤提取五分钱的粮食生产技术改进费；
（八）集体所有制屠宰企业（含与其它单位联营的企业）和个体屠宰户，每收购一头猪提取二元，每屠宰、外调一头猪（含白条猪），分别提取五元的生猪生产保护基金；
（九）市、县（市）、区财政机动财力安排的农发基金；
（十）上级财政部门拨入的专项资金；
（十一）其他来源。
第九条 县（市）、区财政部门应将上年度乡镇企业税收、农村个体工商户及农村私营企业征收税款的增加部分、耕地占用税和农业特产税县（市）区留成部分、上级拨入和同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作为农发资金管理。
第十条 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盈利工业企业，应在每月月初五日前，将上月粮食生产技术 改进费上交同级财政部门，粮食生产技术改进费列入成本。
第十一条 税务、供销、贸易部门在征收屠宰税和收购、外调、屠宰生猪时，应代扣生猪生产保护基金，并于每月月初五日前将上月筹措的基金交同级财政部门。
第十二条 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和多占、乱占耕地罚款，由土地部门征缴，并于每月月初前五日内交同级财政部门。
第三章 农发基金的使用与管理
第十三条 财政部门根据农发基金领导组织审定的农发基金开发项目和资金使用计划，本着“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相对集中、重点使用”的原则和“分级筹集、分级管理、分级使用”的方针，结合本级农发基金收支预算和筹集情况，制定农发基金的投放方案。
第十四条 农发基金的使用必须以增加粮棉油、肉、食、等副食品总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发展后劲，治理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以改造中低产田，开垦宜农荒地，推广农业科技成果为主要内容。坚持因地制宜，综合开发，择优投入，集中使用，开发一片，成效一片，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原则。
第十五条 根据我市农业发展总体规划，农发基金重点用于下列支出：
（一）改造中低产田，沙荒地及荒山、荒坡开发，废弃地恢复利用等补助费；
（二）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小流域治理工程补助费；
（三）推广农、林、牧、渔新科技成果的技术培训、试验、示范区补助费；
（四）培育优良品种和良种试验、示范补助费；
（五）农、林、牧、渔等副食品基地建设；
（六）县（市）以下（不含县<市>）农、林、水、牧、渔技术服务站必须购置的仪器设备；
（七）农业社会化服务设施建设；
（八）利用银行贷款进行农业开发的贴息补助；
（九）菜篮子基地建设；
（十）其他农业开发项目支出。
第十六条 农发基金不得用于下列支出：
（一）农口各系统的非生产性基本建设投资；
（二）单位的机构、人员经费；
（三）支农工业投资；
（四）企业（含乡镇企业）的流动资金、亏损补贴；
（五）农副产品深加工投资；
（六）弥补财政支出；
（七）非经批准的专控商品支出；
（八）其他非农业发展项目支出。
第十七条 申请使用农发基金的单位或个人须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报告，载明申请人的名称（姓名）基本情况、申请项目、实施项目的措施、申请金额、预计效益、资金筹措方法、还贷期限及其他内容。
个人申请使用，需由其所在单位提供担保，并按前款规定申请。
第十八条 财政部门收到申请后，应对报告进行审查，并组织实地考察论证。对报告内容齐全、属实、措施可行，预计效益可观的项目可予投放；对无资金来源、效益不佳、还贷不落实的项目不予投放。财政部门对申请报告审查终结后，应书面批复申请单位或个人。
下级财政部门基金不足时，可逐级向上级财政部门申请。
第十九条 申请单位和个人接到财政部门准予投放农发基金的批复后，应按时到财政部门以书面形式签订用款合同，合同由财政部门统一印制。
有偿使用的，申请人必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提供担保。对申请人提供的担保，经财政部门审查为合法担保的，应在申请人与财政部门签订用款合同的同时，由担保人与财政部门以书面形式签订担保合同。
第二十条 用款合同生效后，财政部门应按规定将款拨出；用款单位或个人收款后，应按规定组织项目实施，并于每季终了十日内向财政部门书面报告实施情况，直至项目完成。 第二十一条 农发基金实行先收后支，年终结余可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第二十二条 农发基金的有偿使用部分必须坚持有借有还，到期收回，
周转使用，并可视项目具体情况收取资金占用费。月费率按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对逾期周转金按月率千分之十征收滞还金。
第二十三条 有偿使用农发基金回收后转入农业开发有偿资金专户，继续周转使用。对收取的资金占用费、滞还金，百分之九十转入农发基金周转金本金，百分之十作为业务费。主要用于项目评估、专家咨询、购置必要常用办公设备和凭证账册等项开支。不得用于发放奖金、补贴和职工福利。占用费和滞还金的使用须报经同级财政部门的法定代表人批准。
第二十四条 财政部门必须单独编列农发基金收支预决算，并向上级财政部门报送月、季报表。
第四章 违章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有代征、代扣、代缴农发基金义务的有关单位不按规定及时足额筹集，解缴农发基金者，财政部门可按有关规定扣缴，并可提请主管部门对有关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
第二十六条 用款单位和个人挪用资金或有其他违纪行为的，财政部门除追回资金或相应扣减拨款外，可提请主管部门对有关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涉嫌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 农发基金管理部门及管理人员有徇私枉法、贪污受贿违纪违法行为，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涉嫌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依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市财政局备案。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市政府一九八九年颁布的《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发展基金的通知》同时停止执行。
关于经济法总论的若干问题
王春晖
引言：1993年３月２９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二次宪法修正案，修正案第七条将宪法第十五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从此，中国进入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期。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为此，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并把这一宏伟目标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1999年国家对《宪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正，明确在《宪法》第五条增加了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是我国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公开向世界表明，中国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该认识到，法治国家的建立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至高无上地位的制度。在转轨期，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竞争秩序的建立，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政府职能的转变、司法的公正等等，都必须依靠公平、有效的法律进行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在中国转轨期间，我认为经济法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的进程中较其它法律更应有所作为，这是宪法赋予经济法的使命。
以下就经济法总论的若干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敬请老师和同学斧正。
一、关于当代经济法核心内容的确立
我认为当代中国经济法有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宏观调控法；二是市场竞争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应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我们就必须花大的精力去培育市场,让市场调节的作用来主导资源配置。然而，市场调节的前提必须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这是基础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建立的根本保证。只有在有效的市场竞争基础上，宏观调控才能更好的发挥指导作用。宏观调控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没有市场调节，就无所谓宏观调控。而且，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调控力度不够大，调控范围不够宽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调控力度过大，范围过宽，而且由于存在调控主体的不合法，调控程序的不合法，调控内容的不合法等问题，加之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的错位，造成调控的盲目性和不正当性，如政府宏观调控中的“有保有压”，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行政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问题，而这些障碍的排除，首要的任务是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特别是其公平、有效地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应当“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健全统一、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其中，两大变化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强调公民和企业的独立的主体地位，使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的发生不再依赖政府；二是伴随国家一元身份（公有制）到多元身份的分解，管理形式也分化了。 随着产权多元化的出现和完善，国家将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由此，国家必须对市场竞争秩序进行有效地规制，使其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竞争中的不正当行为和垄断行为不但破坏了公平原则，损害了其它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与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特别是阻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国家应当设计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机制，这种机制应当在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方面发挥作用，而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也理应成为经济法体系中地位高于宏观调控法的一个及其重要的法律内容。
二、对“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的看法
经济法作为政府干预之法，解决了法律手段和经济政策的矛盾，既可以保证政府以法律方式干预经济活动，又能保障政府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采取灵活的经济政策调节市场。 但是仅把经济法视为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未能正确概括和体现当代市场经济之复杂条件下经济法所应具有的理论基石，也没有体现出经济法的本质所在。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经济法应该首先是干预政府之法，因为政府要想干预好经济必须首先受到法律的干预，那种不受法律干预的政府，是不可能干预好社会经济秩序的。例如“依法治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但是要想真正解决“依法治国”的问题，应该首先解决的是依法治党问题，“治国先治党，治党必从严”。 由此，解决政府干预经济之前，也应首先解决建立干预政府的经济法律，比如界定政府的权利、规范政府的行为、确立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序、明确政府干预经济的性质与责任等。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必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政府干预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政府干预社会经济必须在守法的前提下以及在科学地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那种不依法或违反方法论干预经济的行为是盲目地干预。例如，负责国家宏观调控的发改委认为：2004年因为经济过热而引发煤电油运紧张，全国有24个省市拉闸限电。 事实上，判断一国经济的总体状态，应该看三个指标：一是GDP增长；二是财政收入增长；三是通胀率。在这三项指标失调，并出现下面的情况才能认为是经济过热：一种情况是，通胀率高于GDP增长，GDP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这是严重的经济过热；另一种情况是，通胀率高于GDP增长，但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这是轻度的经济过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上半年GDP增长达9.7％；财政收入增长达20％以上，而通胀率不到4％。 所以从总量上看，更本得不出经济过热的结论。就在今年1至2月，这个本应是用电淡季的时期，还是有20多个城市拉闸限电。，这说明什么问题？
因此，政府要想干预好社会经济必须首先受到法律“干预”，实践证明，那种不受法律“干预”的政府、那种没有被法律“干预”好的政府是不可能真正干预好社会经济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只有在“干预”好了政府行为的前提下，政府才能干预好社会经济。在任何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度，要求政府干预的同时就要求干预政府，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是相伴而生、相依而存的，在增加政府权力的同时不加强制约，这种权力的增加往往就是灾难的增加。实践证明，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就在于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的有机统一。这也就说明，经济法固然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但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首先是“干预政府之法”。
另外，“干预”一词的提法是否妥，也值得商榷。笔者非常赞成使用“协调”这个富有人性化的词，“协调”一词符合以人为本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全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局面亟待改变，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收入贫富悬殊大，经济的 快速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等等，这些都需要国家进行“协调”，而不是“干预”。使用国家协调这一概念，体现了国家行使经济管理的职能应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力求避免主观随意性。 社会发展的实践已经表明，社会进步是通过协调发展来实现的，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协调发展的结果，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结果。可以说，只有做到协调发展，全面、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主义，就要求在制定经济法时，既要规定政府的权利，也要规定政府的义务和责任；既要规定市场主体的义务，也要规定市场主体的权利。忽视任何一方的权利和任何一方的义务和责任，都会导致法律的失误
三、“对外经济管理关系”应成为经济法调整的重要对象
目前，经济法调整的对外经济管理关系主要涉及的问题应该是，中国加入WTO“后过渡期”的对外贸易制度和政策的调整问题。2004年１２月１１日，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周年的日子。这标志着我国市场开放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后过渡期”即将开始。何谓后过渡期？一个最为简单的解释就是：经过三年适度保护的产业领域将陆续结束过渡期，开始到达“入世”承诺的终极目标。在我国加入WTO三周年之际，新华社报道：“三年来我国外贸增长年均３０％以上，2004年的贸易规模更首次突破万亿美元，上升为世界第三位；利用外资亦连年增长，去年高居世界第一，今年预计将突破６００亿美元大关。实践证明，加入ＷＴＯ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在更高层次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正确选择。” 我认为这是盲目乐观，实际上，所谓的“上升为世界第三位”，仅只中国的货物贸易列世界第三，而服务贸易还有相当的差距；此外，中国货物贸易的出口主要以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为主，其中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占相当大的比例。
目前，中国在对外贸易管理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事实上，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起码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中国造”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为中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二是中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某些国家对中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之诉，形成恶性循环；三是严重影响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国际形象。根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统计，中国自1996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截至2004年2月，中国企业遭受的外国反倾销超过了600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额近200多亿美元，为全球之最。仅仅在2003一年内，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立案就有59起，涉案金额约22亿美元，创历年最高。仅2004年的第一季度，国外对中国就发起了11起反倾销调查，同比增幅高达83.8%，涉案金额3.3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倍。
实际上，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自己承诺的。事情是这样的，2001年底，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提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当时中国同意了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第15条就是关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这样，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5年内可能无法获得其它成员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承认。这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性待遇。这就使得在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中国是这种歧视性待遇的适用对象。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我国以得到某种特殊的权利（如电信业的控股等）交换来的，实在不值得，这是国家战略的失误。应该认识到，WTO的成员主要是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地区。所以，经济法与WTO的共同规则的共同基础是市场经济。我们要想避免由“非市场经济”制度带来的巨大损失，就必须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必须有重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