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建东贪污、挪用公款案引发的
职务犯罪预防的若干思考

作者：贺轶民
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单位：010-65014161

当前，职务犯罪的法律形式日趋复杂，实践中还往往呈现出多种形态交织的特点。这表明，职务犯罪的主体日趋多样化，犯罪手段日趋专业化和隐蔽化，犯罪思想成因日趋深层化，这无疑给相对滞后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院办理的于建东贪污、挪用公款案就是这样一起很具有代表性的职务犯罪案件，虽然早已尘埃落定但却发人深思。
一、案情简介
案发前，被告人于建东系北京某国有集团总公司下属某公司投资组建的通达咨询公司、亚风经销公司经理。此前被告人从部队转业回地方后一直在该集团总公司下属公司工作，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1989年被该集团总公司下属公司聘为经理。1994年1月至3月间，被告人利用担任通达公司和亚风公司经理职务的便利，将亚风公司收取的货款74.9万元转入通达公司账户，随后以归还亚风公司款的名义，将其中的人民币44.4万元转入河北某公司账户，以其妻子的名义为其个人购买汽车一辆。1995年5月至9月间，被告人利用担任通达咨询公司经理的职务便利，在该公司以北京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名义承揽的“南海观音寺”工程中，将应由通达咨询公司收取的工程款人民币50万元和39万元，分别转入以其妻子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通天地经济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江苏某市家用电器厂，予以侵吞。1996年10月至11月间，被告人利用其担任通达咨询公司的职务便利，在某大厦的工程建设监理业务中，将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的工程监理费36万元中的15万元挪用至以其妻子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通天地经济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中，用于经营活动。同年12月间，被告人又以类似手段挪用通达公司向北京某公司的借款100万元用于偿还个人欠款。该案业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被告人于建东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二、案件呈现的一般特点
此案在当前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职务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很具有代表性，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被告人在担任企业领导职务期间长期缺乏有效监督。被告人于建东在1994年1月至1996年12月长达两年的期间内，多次贪污、挪用，上级单位毫不知情，直至案发。
2、企业内部管理混乱，私有意识逐步强化。在被告人任职的两个公司，公司会计同时也是以被告人妻子为法人代表的北京通天地经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会计，致使资金流转不代表企业行为，随意性强。被告人于建东“老板意识”浓厚，导致错误的私有意识逐步强化，并直接体现在日常工作中。
3、利用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设立相关性质公司，采取隐蔽的手段侵吞国有财产。被告人于建东用妻子的名义成立了北京市通天地经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大肆利用国有资产进行个人商业经营，从中谋取非法利益为个人所得。
4、假借正常的经济商务往来，采取制作假帐务、假票据等手段，转移国有资产以达到归个人使用的非法目的。
5、法制观念淡薄，个人私欲极度膨胀，长期放松思想教育。被告人于建东在法庭上辨称北京市通达咨询公司、亚风经销公司是个人公司，其与“南海观音寺”的工程承揽项目是其个人的承包行为，在公司的管理过程中俨然以老板自居，不参加上级公司会议，公司经营状况也不向上级公司汇报，个人享受思想浓厚。
三、案件反映出的问题
（一）有的国有企业干部任免程序尚不科学
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担负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艰巨任务，从事着非常重要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可控制、调用、交易的资产数目庞大，因此，国有企业干部任免程序的科学性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避免干部任免的主观性、个人性和随意性。要把好“进人关”，畅通“出人口”， 以建立健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以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为目标，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扩大企业员工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完善干部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建立干部激励和保障机制。
（二）实践中落实竞业禁止制度缺乏有力监督
竞业禁止的义务可以说是世界各国公司法统一的规定，我国《公司法》第61条规定：“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从事上述营业或者活动的，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在实践中，由于对违反竞业禁止制度的行为还缺乏有效的法律制裁手段，尤其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体制还不甚完善，这种现象仍然以不少的数量和不同的形式存在，它们还往往和职务犯罪的行为纠缠在一起，有时更是难以区分，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三）个人价值和职务价值在认识上存在混淆
在市场经济还不是特别完善的背景下，企业商务往来不可避免地受个人关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负责人容易诱发或者滋生不平衡情绪：“以自己私人关系为国有企业谋发展，拿一点不算什么。”正是因为这一点，很多职务犯罪就不知不觉地逐渐形成。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在从事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为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必然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而在各种社会资源的使用过程中，从表面上看，企业领导干部的个人关系和职务关系相互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社会资源的合理使用。从本质上分析，个人价值和职务价值存在着显著的区别，职务价值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个人价值起着辅助作用。身为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法律赋予的职位使得在这一职位上的人员必然有着相应的影响力和处分权，在与外界接触、交易的时候，其职位保障了权利的有效行使，缺乏了职位价值，个人价值的效果很难有效发挥。也就是说，个人价值必然要以职务价值为依托。当然，职务价值的充分发挥，还要受制于个人价值的品位。因此，既要解决好国有企业负责人待遇问题，使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实践中得以正确贯彻执行，又不能颠倒职务价值和个人价值的主次位置，避免出现个人至上的认识误区。
（四）“大树底下的小腐败”，“二级公司腐败”，“小部门、小职务和大蛀虫”问题不容忽视
一般来说，大、中型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相对比较深入、科学，其组织建构和经营管理大部分都能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职务犯罪发生的几率相对也就较少。实践中的问题是，有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财大气粗、业务繁忙，对下级公司往往疏于管理，放任自生自灭。致使其下级公司、二级公司，大部门中的小机构，经常容易发生职务犯罪。而这些“小职务、小部门”却还往往存在着“大腐败”，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不可低估。案例中被告人所在的两个国有公司级别不高，相对其上级公司和集团总公司而言，资产较小，但被告人在两年内侵吞的国有资产却不是一个小数目。
（五）干部考核中刚性制度和柔性制度的比例失衡
在干部考核的过程中，刚性制度易操作，欠全面；柔性制度易失控，可综合。刚性制度或者柔性制度过多都不能正确考核、评价干部。案例中上级公司在对被告人的考核中，基本上都是柔性制度，缺少刚性制度的考核，这样就很容易使考核工作流于形式，主观性、随意性占主导地位。刚性制度主要以专业考核为基础，能直观地反映工作的完成情况，但是不能全面地反映出工作中的深层次问题，比如情势变迁、政策调整、目标替代等等；柔性制度灵活性较强，能够综合评价工作的得失和能力的发挥程度，但是其客观性容易失衡，易受人情关系影响。
（六）现代企业制度在有的企业得不到有效实施
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是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结合。以股东投资行为为基础，传统所有权在公司中转换为股权和公司法人权利，二者相互独立又相互制衡。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彻底改变旧体制下的政企关系，使国有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法人。毫无疑问，我国的大中型企业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不可否认，小型企业、大中型企业的下属企业、二级公司、分支机构，在贯彻执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力度上还是有所欠缺，有的是空有其名，其实难符。于建东贪污、挪用公款案就能最突出地反映出这个问题，作为受公司法调整的两个公司：北京通达咨询公司和亚风经销公司，却无视公司法的存在，大量从事违背公司法规定的经营活动。该案也同时给我们以深深的启示，国有企业违反公司法的行为如果在早期就能够得到及时的矫正，很多职务犯罪行为就有可能被预防，尤其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大中型企业的下属企业、二级公司和分支机构。
四、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思考
（一）完善立法工作，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
世界各国都很注重从立法上对职务犯罪进行源头控制，实践证明，立法必须及时敏锐地捕捉到社会发展的变化，才能有效地维护法律的权威。
首先，各级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登记注册时，应当要求法人或者企业合伙人或者个体经营主提供家庭成员和近亲属职务表，对虚假提供此项内容的有必要在立法上进行刑事制裁。工商管理部门及时将职务报表以网络查询等形式不公开地反馈给各级企业纪检监察部门、公司监事会、审计部门。对于企业负责人家庭成员、近亲属从事经营活动特别是相关行业经营者，企业纪检监察部门、公司监事会应当积极加强监督、审计工作，将国有资产的管理进行情报网络化，畅通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信息渠道，有效监控国有资产的流转。
其次，有必要对国有企业中违反竞业禁止制度的行为予以刑事立法调整，有力打击以公谋私、中饱私囊现象，同时也进一步肃清职务犯罪领域的理论模糊区域，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二）推行“明镜工程”，全面完善预防职务犯罪的方法和手段
明镜“可以正衣冠，可以察得失”。我们要积极借鉴预防职务犯罪的国际成功做法，大力推行“明镜工程”，并将其制度化。具体做法是，由企业自己找出本部门容易导致腐败问题发生的环节，并制定相应的预防腐败计划，每年修订一次，向检察机关做出书面陈述，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负责检查督促。企业对本部门的工作流程比较熟悉，在扩大职工参与的基础上，通过民主和专业的程序努力达成共识，以明镜常查身，由被动预防变为主动预防，使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走向内部预防和外部预防相结合，横向预防与纵向预防相结合，事前预防和事后预防相结合，总体预防和局部预防相结合，专业预防和系统预防相结合的新路子。
（三）大力推行聘任法律告知和权力警戒制度，强化审计功能，充分发挥监事会作用
企业聘用干部时，在检察机关的配合和介入下，由聘用部门对受聘人进行法律责任告知，同时进行相关法律知识的专项培训，强化感性认识，深化理性思维，前移预防思想关口。“聘任告知”和“离任审计”要双管齐下，齐头并举，任职期间由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定期进行权力警戒，以教育挽救干部为出发点，将考核工作落到实处，使企业领导干部明确手中的权限范围，将权力的效能完整地发挥、运用在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上和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同时要加强审计部门的常规审计，扩大企业员工对审计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将日常审计、年终审计、离任审计、临时审计和专项审计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切实落到实处。监事会作为公司法规定的监督机构，作为对国有资产维护的有效手段，检察机关应当与其加强交流，要有侧重地将预防工作机制引入到监事会日常工作当中去，从以往同纪检监察部门联系的模式走向纪检监察、监事会双重联系的模式，在这一模式的规范下，将预防的重心适当下移，针对小型企业、大公司小部门、二级公司开展深入的调查，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制度，促进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不断专业化、规范化。
（四）建议财务人员进行独立管理
财务账册是一个企业经济往来的完整、正确记录，“不做假帐”是一个会计人员应当恪守的职业道德。实践中，会计人员服从于企业领导，很难保持相对独立，这种体制必然会产生许多问题。案例中被告人于建东所在的两个国有公司的会计人员就是以其妻子为法定代表人的个人公司的会计，这种会计制度是很难正确记录企业的正常合法经营的。因此，有必要下大力气纯洁会计人员队伍，加强对财务人员的管理和教育。比较现实的措施是对各级国有企业的财务人员由同级国有资产管理局统一管理，对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这样才能有效地制约国有企业领导人处置国有资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保障财务人员的独立性，达到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根本目的。
（五）建议国有资产进行分级管理
国有资产的管理在效率上应当直线化，在模式上应当曲线化，应当探索出一个分级管理、统一负责的框架体系。在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一管理下，建立健全企业党组织的发展体制，发挥企业党组织的积极作用，拓宽厂长负责制下党委书记以及党的机构职权，管理好国有资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宏观的管理、资产的损益、税后利润的分配，企业的党组织负责财务状况的变动调查、资产负债的分析，使各级国有资产的流向分明，将监督落到实处，做到长期与短期的有效结合。案例中被告人于建东对国有资产的非法处置行为往往和正常经营行为混合在一起，使得对国有资产的监督必须专业化、日常化，在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专业指导下，由企业党的组织负责日常监督，既不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又同时保障国有资产的合法运作。
（六）充分发挥、拓展传统教育手段在新时期的工作机能
思想的火花是人类的共同骄傲，一个无思想的人也就不能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正因为不同个体的人的思想呈现出多样性，社会生活才因此丰富多彩。实践证明，放松思想教育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小则败坏个人德行，大则沦丧社会情操。传统的思想教育因其长期的发展而生存，但在东方文明的国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价值观念的剧烈冲撞，教育与人情的相宜日趋弱化，两者的对立经常凸显，在个别问题上还会激烈抵消。人们逐渐痛恨简单的说教，也逐渐习惯人情的阻隔，因此必然产生监督和人情的难分难舍，有效的监督手段自然也就会荡然无存。案例中被告人于建东从不参加上级公司的任何会议，也就因此似乎享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权，与其说是特权害了他，不如说是思想教育的苍白害了他。显然，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的思想教育手段不能丢，关键是怎样突破人情关，将思想教育工作做到实处，使监督体制在思想上得以巩固。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中医条例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山东省中医条例》已于1999年6月18日经山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保障中医事业的发展，保护公民的身体健康，发挥中医药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作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中医包括中医药、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科研、教学、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活动及其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发展中医事业必须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坚持中西医结合，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吸收运用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学现代化。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中医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保障、扶持中医发展的政策；各级计划、财政、人事、科技、教育、药品管理、工商、外事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相关的中医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行政管理工作的部门（以下统称中医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中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中医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医发展规划；
（三）管理并指导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及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
（四）负责中医经费的管理；
（五）组织实施国家和省制定的中医机构建设标准、技术标准、管理规范；
（六）管理并指导中医药人员和中西医结合人员的技术培训、考核、考试、资格认定工作；
（七）负责中医医疗广告的审查；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对为发展中医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医疗机构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完善城乡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体系，将中医医疗机构的建设纳入区域卫生规划并统筹设置。
第八条 各级综合医院应当设置中医科室和一定数量的中医病床；村卫生室应当重视运用中医药防治常见病和多发病。
第九条 单位或者个人申请设立中医医疗机构，必须依照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方可从事诊疗活动。
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从事中医诊疗活动。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设置的中医医疗机构的撤销或者合并，应当征求上一级中医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农村中医工作，加强农村中医医疗网络建设，鼓励城市中医机构扶持和指导农村中医医疗工作，积极向农村推广安全、简便、高效、价廉的新技术、新疗法。
第十二条 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利用自身特色和优势，做好社区卫生服务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

第三章 科研与开发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纳入当地科技发展规划，培育发展中医科学技术市场，加强中医领先学科的建设，支持开展中医理论、临床研究和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加快中医药成果的推广和转化，促进中医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第十四条 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遵循医疗、教学、科研相结合的原则，逐步建立各具特色、分布合理、优势互补的中医药科研开发体系。
第十五条 鼓励和支持中医机构加强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中医药防治、中药单方与复方的开发、中药剂型改革等研究工作。
第十六条 中医机构应当积极发掘和推广有独特疗效的中医诊疗技术，研制安全、长效、高效、速效的临床新制剂，提高中医急救、预防、康复、保健等综合服务能力。
第十七条 中医机构的基本设施、仪器设备、技术队伍、临床研究床位等，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建设标准。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中医资源的开发，重视保护有价值的中医文献，支持中医药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翻译、出版工作，加强中医科技情报和信息工作。
鼓励捐献和挖掘有价值的中医文献及秘方、民间验方。
鼓励民间确有中医一技之长的人员依照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从事中医诊疗工作。
第十九条 中医药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四章 教育与人才培养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中医事业发展的需要，按照市场经济和教育体制改革的要求，建立健全规模适宜、专业适当的中医教学机构。
第二十一条 各类中医药院校应当加强中医药基础理论教育，重视中医临床经验和现代医药学理论的教学，提高学生的中医药专业水平和现代医药学理论水平。
中医药院校应当设立相应的临床教学基地。
第二十二条 设置中等以上中医药院校，举办面向社会招生的非学历中医药学校、中医班，必须具备国家和省规定的办学条件，经省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其他审批手续。
举办涉外中医药学校、培训班、进修班，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办学条件，经省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和省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上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 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中医药继续教育制度，发展成人教育，重视培养中医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技术骨干。
全科医生、乡村医生教育应当安排一定比例的中医教学内容。
第二十四条 中医机构应当重视对名中医专家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的总结和继承工作。
鼓励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临床经验的名中医药专家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开展师承教育，带徒授业。

第五章 对外交流与合作
第二十五条 各级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根据地方特色和优势，积极开展中医药学术、人才、技术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建立双边、多边合作关系，借鉴、吸收国际现代医学成果和其他民族传统医学精华，引进高新技术、设备，促进中医事业国际化。
第二十六条 中医机构和学术团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境外设立中医医疗机构或者开办其他中医合作项目。
境外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办中医机构。
第二十七条 开展涉外中医学术交流、医疗服务、技术合作、科技成果转让、科研课题合作研究等活动，须经省或者市（地）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按照规定办理其他审批手续。
第二十八条 中医行政主管部门、中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对外交流与合作中，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防止重要中医药资源流失和技术秘密披露。

第六章 保障与管理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增加对中医事业的投入和专项经费补助。
中医事业费实行财政预算单列。
第三十条 各级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中医经费的管理，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中医事业经费、基本建设资金和中医专项资金等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截留。
第三十一条 中医医疗机构与其他医疗机构共同承担公费医疗、劳保医疗、社会医疗保险等公益性医疗服务任务。
患者选择中医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按照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社会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结算。
第三十二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境外友好团体和人士以各种方式资助发展中医事业。
第三十三条 下列项目的评审或者鉴定，应当成立专门的中医评审、鉴定组织；成立综合评审、鉴定组织应当安排一定比例的中医专家参加：
（一）中医科研课题的立项评审、成果鉴定和评奖；
（二）中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推荐和评审；
（三）中医医疗、教学、科研机构的评审；
（四）中医医疗事故的鉴定；
（五）其他与中医相关项目的评审或者鉴定。
第三十四条 发布中医医疗广告应当报省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符合规定的，由省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出具中医《医疗广告证明》。发布的广告内容应当与批准的广告内容相一致，不得更改。
第三十五条 实行中医监督员制度。中医监督员由县级以上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在中医专业人员中经过资格考核合格后聘任，接受中医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履行对中医工作的有关社会监督职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中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侵犯中医机构、中医工作人员合法权益的；
（二）利用职权侵犯他人从事中医工作合法权利或者限制患者自愿选择中医诊疗行为的；
（三）损毁或者破坏中医文献的；
（四）披露或者窃取中医科研成果技术秘密的。
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中医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一）未经批准设立中医医疗机构的；
（二）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从事中医诊疗活动的；
（三）诊疗科目或者范围超出登记范围的。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未经批准擅自举办中医药院校和培训班、进修班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会同中医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撤销，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挪用、截留中医经费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未经批准擅自发布中医医疗广告或者广告内容与批准的内容不符的，由中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交广告监督管理机关依法处罚。
批准发布虚假中医医疗广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中医行政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依据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中药的生产和经营，依照国家有关药品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中医机构是对中医医疗、教学、科研机构的统称。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