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物警察权的分化：从交通监理到交通警察

刘建昆


　　袁裕来律师转载了一篇文章，反对交警办理刑事案件；张成敏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却认为交警应该承担起更多的查案任务。且不论交警能办什么刑事案件，应该办什么刑事案件；检索中发现，原来我国的交通警察，是很晚（1986年）才从交通监理调整为人民警察的。

　　交警的职权，是一种安全警察权，或者秩序警察权，或者一般警察权，“交通秩序”虽然广义上仍然可以属于利用道路公物的秩序，但是其职责目标已经不再是道路公物本身的不受侵犯性，而是着重于利用者本身安全性。而保护道路本身的公物警察权职责，仍然属于交通部门（城市道路公物警察权则属于城市建设部门或城市管理机关）。交警建制变更是公物警察权的一次重要分化，从中也可以隐约的感觉到，公物警察权与一般警察权应有的分野——虽然现在还未必能准确表达出来。

　　从手头的资料来看，日、韩行政法学术界对于公物警察权的误解，大概正是因为他们局限在“道路公物——交通警察”关系中理解公物警察权，而忽略了还有一种对道路公物本身进行保护的行政警察权，而这恰恰才是原本意义上的公物警察权（如法国的道路违警案件）。

　　其实，日本既有《道路法》也有《道路交通法》，正如我国既有《公路法》又有《交通安全法》。从这种二元立法模式上也可以看出，一旦某种公物的利用秩序本身负载了更多需要保护的法律利益，相关的行政权就会出现更为细密的分工。

　　　　　　　　　　　　　　　　　　　　　二○○九年十月二日

附录：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改革道路交通管理体制的通知》几点要求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

　　国务院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发出《关于改革道路交通管理体制的通知》（国发[1986]94号文件），决定全国城乡道路交通由公安机关负责统一管理。这是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一项重大改革。为了认真贯彻国务院通知精神，保证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提出如下几点要求：一、组织领导这次改革道路交通管理体制，牵动面大，政策性强，必须在省、自治区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建议各地在省、自治区政府主管领导的主持下，吸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共同协调进行工作。各市、地、县公安机关，也应参照上述做法，做好交接工作。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同志要充分认识道路交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把这项工作作为当前一件大事来抓，切实加强领导。

　　二、认真作好体制改革中的各项接收工作（1）人员。要坚决执行国务院关于交通监理机构人员（除专职征收养路费的人员外）成建制划规公安机关的决定。各级公安机关一定要本着热忱、欢迎的态度，积极、妥善地安排交通监理人员的工作、生活，使他们安心、愉快地到公安机关来共同工作，保证道路交通管理工作顺利进行。原各级交通监理机构人员的职务等级、工资、待遇（包括福利）、服装暂时不变。通过学习训练，按照吸收人民警察的规定，分期分批地转为人民警察。转警的具体办法，待商劳动人事部后，另行规定。交通监理人员划规公安机关后，为了区别于交通系统其他穿监理服装的人员，执勤时可先暂佩戴有公安标志的臂章。臂章制式由公安部统一规定。根据国务院通知规定，在这次体制改革交接中，凡由监理规费和养路费开支的人员编制，一律不准增编。（2）经费。按国务院通知规定，交通管理所需经费，维持原有开支渠道。本着顾全大局、合情合理的精神，凡原来从养路费中划拨原交通监理部门和公路养护部门，用于公路交通管理和交通标志、标线等安全设施的经费，一定要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提取比例划转过来。经费划转时间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起，将本年度预算的剩余部分，从原交通监理部门全部划转同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由于道路交通管理经费开支渠道不同于公安机关的其他部门，这部分的财务要单列户头、单独核算；城市、公路道路交通管理两种渠道来源的经费，不得混用，各级公安机关更不得挪做他用。省、自治区公安厅通过财政划转用于公路交通管理的养路费，除补足各地车辆管理规费用于人员费的不足部分外，基建、装备、交通安全设施等费用，由省、自治区公安厅统一掌握下拨使用。（3）资产。对应划归公安机关的原交通监理部门的所有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必须进行清理登记、造册，严格交接手续和纪律，防止私分、转移和毁坏。正在进行的基建项目、器材购置和国外订货，仍按原计划进行，经费按原预算安排渠道付款。（4）在接收次序上，可先省、自治区而后地、市、县。

　　三、机构设置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城乡道路交通管理体制后，由公安机关负责组建全国统一的道路交通管理机构的规定，本着精简的原则，提出以下设置机构的意见，各地如何设置，报请政府决定：各省、自治区公安厅设交通管理处，对外称交通警察总队；各省会市和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公安局设交通管理处，对外称交通警察支队，为副处级单位（原来是处级单位的，仍维持原建制不变）；各地区公安处和各地级市公安局设交通管理科，对外称交通警察大队或支队；各县公安局和县级市公安局设交通管理科，对外称交通警察队；地、市（不含县级市）交通处、科设车辆管理所，由副职兼任所长。其他职能部门，各地可根据工作需要，自行规定。

　　四、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各级公安机关在这次体制改革中，要顾大局、讲团结，提倡互谅互让精神，与交通部门共同协商，做好交接工作。双方意见分歧时，请示政府解决。对转入的原交通监理人员，要一视同仁，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和工作积极性。

　　（2）要贯彻交接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各地原交通监理部门管辖范围的工作、规章制度，一般不要急于变动，以保证各项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原公安和交通部门在公路设立的检查站重复的，可根据实际需要予以合并或撤销。冬季运输即将来临，公路交通管理任务十分繁重，各级公安机关要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切实抓好日常管理，保证交通安全和畅通。

　　（3）积极配合交通公路部门做好养路费的征收工作。这项工作做得好不好，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收入，也关系到这次道路交通管理体制改革的成败。各级公安机关务必按照国务院通知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配合交通公路部门把应该征收的养路费全部征收上来。

　　（4）要严格组织、人事、财经纪律。各级公安机关不得借交接之机安插私人、挥霍浪费，违者按党纪、国法论处。

　　（5）各项交接工作务必抓紧进行，力争在一九八六年底以前交接完毕。各省、自治区公安厅要及时向省、自治区政府报告交接情况，同时报告公安部。

　　（6）此次道路交通管理体制的改革不涉及交通公安机构。交通公安机构的工作任务不变。

构建纠防超期羁押长效机制之思考
郑法才

[关键词] 纠防 超期羁押 机制 构建
[摘 要] 构建纠防超期羁押的长效机制要从消除土壤、疏通出口上着手，树立公权穷尽后不能侵犯人权的观念。机制的构建包括供词排除、双重责任追究、羁押情形强制变更三个方面。

超期羁押是危害司法公正的“顽症”，是人权保护的拦路虎，为纠正和预防这一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公、检、法三机关作了长期的努力，但“边清边超”、“前清后超”的现象仍然存在，即使是历经2004年的大规模、强力度的纠防，超期羁押现象仍得不到根除，为此，构建纠防超期羁押的长效机制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超期羁押“屡清屡超”现象足以表明，其在司法实践中仍有生存的土壤。因此，构建纠防的长效机制，就应该从消除其生存土壤着手，并充分重视畅通纠防超期羁押的渠道。同时，谈及此问题，必然要涉及到司法制度的重构问题，由于这又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所以本文的观点主要是现行司法制度构架下的措施。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我们以为，这一机制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超期羁押供词排除制度
超期羁押能够长期存在，说明其有生存的土壤基础，从目前的状况看，其土壤基础主要在两方面：即现实的功利性和观念上的权力本位。本部分主要阐述现实中的功利性土壤问题。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在法定时间内拿不下供词、取不到充分的证据，通过超期羁押的手段可以获得法外时间而等待时机，获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供词或其它证据，这种办法在司法实践中偶尔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破获了一些不主动坦白交代问题的案件，正是它有这种有利于惩罚犯罪的“功利”，加之对超期羁押行为处罚不力，使得人们明知这是违法而为之。这也是超期羁押成为“顽症”的一个主要原因，大量的超期羁押也是因此为借口而形成。所以，如果我们将超期羁押期间获取的供词作为不合法证据予以排除，超期羁押的惩罚犯罪的“功利性”也就自然消退，也就失去了土壤基础。
应该说，对超期羁押形成的供词予以排除是有充分的根据的。虽然我国还没有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世界各国的具体规则也不一样，用严禁的方法获取的证据并不就等同于排除范围[1]。但我们要建立长效机制去纠防超期羁押，对这样的供词予以排除又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超期羁押是非法的，用超期羁押的方法获取供词应依法严禁也是具有法律依据的。由于非法获取的证据并不就一定是要排除的证据，这就产生了一个排除的范围问题。一个国家将何种非法证据列入排除范围，实质上就是平衡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这对矛盾结果。从我们国家的实际看，“从重从快”的政策仍是控制犯罪的一个常用方针，因而，采用偏重控制犯罪价值取向仍将延续一个时期，但这并不影响将超期羁押的供词列入排除范围，这是因为，其一、超期羁押问题已成了司法公正的公害，是刑事诉讼的三大顽症之一。对此必须予以铲除，已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否则将危及司法的公信度；其二、超期羁押就意味着公权的穷尽，司法资源的过度使用，折射出了司法机关的一种无奈，就纯粹地从控制犯罪的价值出发，它的作用更多的是表现为能够“平民愤”，办案机关能够对“民愤”主体有个“安慰”，而对人们期待的破案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大量的超期羁存在就是有力的例证，否则使这一现象就不会演变成顽症。而将此期间的供词排除，则能使以破案为由的超期羁押得以消除，“民愤”也会因法律有规定而得到理性疏导。其三、国外立法也可借鉴。日本国宪法第38条第2款规定：经过不正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后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2]。
由此可见，对超期羁押期间所获取的供词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既不影响犯罪的控制，还将大推动人权的保护。我们认为，超期羁押供词排除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严把供词形成的时段关。一般来说，法院中立后，超期羁押的情形大多出现在拘留与逮捕期间，但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获取供词，在（公安）留置阶段、（公安、检察）传讯阶段也常出现无限期的留置和传讯情况，因此，在审核证据时，要严格核实留置、传讯、拘留、逮捕这四个阶段的法定时间，将法定时段与实际羁押的时间相对照，将供词形成的时间与法定的时段相对照，若发现供词的形成时间超出法定的时段，即应将供词列入排除范围之内。无论是否客观真实，都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建立超期羁押供词警示清单。在检察机关内部，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批准（决定）逮捕案件时，对案件材料中出现的超期羁押期间形成的供词要列入超期羁押供词警示清单，并将此清单抄送公诉部门，以便公诉部门在审查案件时及时发现违法证据，形成检察机关内部排除超期羁押供词的联动格局。检察机关在向人民法院移送公诉案件时，也要将此情况列出警示清单移送法院，形成检、法两家排除超期羁押供词的联动格局。
二、双重责任追究制度
即国家的严格赔偿责任和当事人的失职责任追究。超期羁押屡禁不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控制犯罪的需要，既使拿不下供词，也能产生羁押了就处罚了的认识效果，对平息群体性事态有时也有一定的延缓效果，同时还能模糊公安司法部门“定不了案”的责任，这实际上是“权力本位”观念外化于司法实践的表现[3]。由于这种认为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可以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权力本位”观念的作祟，造成办案单位、办案人员也就认为超期羁押了也无所谓，因而，要消除超期羁押的土壤还得改变这种无责可负的情形。这就必须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我们以为，可从两个层面上构建责任追究制度：
1、国家的严格赔偿责任。在办案人员中形成超期羁押无所谓的认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控制犯罪的形势需要、上级的意图。而因形势需要与上级意图出现的超期羁押更使得大家心安理得，从办案人员方来说，责任不在自己或者说责任不大，无所谓。从决策方来说，为了形势的需要，负领导责任，也无所谓。要从根本上消除“无所谓”状况，就要引入国家的严格赔偿责任制度，对被超期羁押的人作出经济赔偿、恢复有关名誉和待遇。通过国家赔偿责任的履行，把“无所谓”变成“有所畏”，使这些人不敢望法擅断。国家的严格赔偿责任应体现在两个方面：（1）只要一出现超期羁押，不问任何理由，均应无条件地履行赔偿责任。因为超期就是违法，违法就得承担责任，国家也不应该另外[4]。（2）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履行赔偿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有的规定还不够完善，在有的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决定开庭审判”，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一个月以内宣判”。就造成人们认为公诉案件移送法院后法院有一个审查期的问题等。对这样一些有空可钻的问题，都不能因法律规定的不明确而就可以让超期羁押的理由有一席之地，这些问题的解决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出发，只能在法定期限之内解决。同时，作为一部法典，也不可能把每一个细节都规定的滴水不漏，这是任何一部法典都是无法作到的，如果把规定不了的责任都推向被告人，这无疑是人权保护的倒退。因此，对所谓不明确的，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也是应然的。
2、承办人的失职责任。这包括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两个方面。由于工作不负责任，为防止超期羁押设立的各种制度得不到遵守，造成超期羁押的，要对责任人追究责任，这包括经济的、行政的、刑事的责任，使相关人员确实感受到超期羁押不是无所谓的事情。而对滥用职权，故意设置事端，造成超期羁押的，无论是否出于个人目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造成有10天以上超期羁押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使滥权者不敢为。
三、羁押情形强制变更制度
建立防止超期羁押的长效机制，除了要从土壤上消除其根基外，还要重视疏通出口，没有出口，就会造成堵塞，必将引发反复。而疏通出口的关键就是要使超期羁押的情形得到依法强制变更。要实现这种变更，是有充分的依据的，关键是如何设计制度。
1、关于依据。（1）司法理念依据。超期羁押是公安司法机关在法定期限内穷尽了法定的公权资源后仍没有达到诉讼预期的产物，它是要用法外的时间继续行使司法权能，它的后果是非法剥夺了公民的权利。所以超期羁押的实质就是穷尽公权后侵害人权。我们以为 ：公权穷尽后不能否因控制犯罪的需要去侵犯公民人权。这是因为，对
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实质上也是对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提供的保障，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怀疑犯罪，而他们实际可能有罪，也可能无罪。当公权得以穷尽而仍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时，若公权仍可滥用，这就意味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有效保障，都随时有受到膨胀了的公权的侵犯，在这种状态下，建立和谐社会是不可能的[5]。因此，法定的公权穷尽后应让位于人权，只有树立了这样的司法理念，超期羁押的消除才具有坚实的理性基础。（2）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有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不能在本法规定的期限内办结的，可以取保侯审或监视居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这至少表明，超期羁押人员的应该解除羁押法律依据是充分的，而问题的症结是如何依法解除 。
2、关于制度设计。从前面的分析可以明确，解除超期羁押的依据是充分的，关键是如何去解除，所以制度设计成了防止超期羁押的关键。看守所工作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看守所对人犯的法定羁押期限即将到期而案件又尚未审理终结的，应当及时通知办案机关迅速审结，超过法定羁押期限的，应当将情况报告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监所检察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对看守所超期羁押情况进行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2003、9、24通过）》规定（下称9、24规定），检察长对于确属超期羁押的，应当作出释放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这就表明，疏通出口的重要责任在于检察机关。
我们以为，“9、24规定”既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内在体现，又有很大的片面性，即其规定仅适用于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是与法律监督职责相悖的，这种规定是检察机关“洁身自好” 的狭隘心态反映，因为检察机关对超期羁押的监督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全部的而不是内部的。羁押是建立在依法的基础上的，检察机关作为超期羁押的监督者，对全部的非法羁押行为进行监督是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应有之义，也只有这样，监督职责才有顺利履行的保障。
根据看守所工作条例的规定，看守所对即将到期的案件应建立案件催办制度，通知办案单位及时办结案件。对法定期内不能办结的，即向检察机关报告。这也表明，对超期羁押该作如何处置的最后决断权在检察机关。
所以，根据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责和看守所的羁押职责，强制措施强制变更的制度设计，应汲取“9、24”规定所体现出的合理内核，即检察机关对超期羁押的，无论是否自行侦查的案件，都应作出解除超期羁押的决定。具体的程序可作如此设计：（1）检察机关发现后，即应立即向办案单位发出立即解除超期羁押的检察建议；（2）办案单位在3天内仍不解除的，检察机关应立即作出解除超期羁押决定并同时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检察建议，交办案单位执行。若不执行，则按双重责任追究制度追究责任。

［参考文献］
［１］［２］郑旭等．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８５．１９９．
［３］［４］［５］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导读[M]．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６３．１０３．１０４．


作者单位　　　　　江西省上高县检察院　　　　　　　　　　 邮编　 ３３６４００